汪曾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开始小说创作,他在创作之始就对小说文体有着艺术自觉和追求。四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在上海,着力进行短篇小说的文体革命却陷入了“写不出来”的困境。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汪曾祺几乎停止了小说创作。八十年代初,年逾花甲的汪曾祺突然进入创作的高峰期,以成熟圆融、富含文化基因密码的“汪氏文体”而成为八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在八十年代特殊的文学环境中,汪曾祺被文学史书写者们讲述为继承了现代文学传统而在新时期“复出”的一个奇迹。在这种宏大的叙述中,“汪曾祺”意味着线索和桥梁,“复出”和“保存完好”的逻辑让汪曾祺的四十年代直接连接上了八十年代。这种叙述逻辑让汪曾祺的“复出”成为一个奇迹,而让“中断”难以解释。现有评价逻辑中存在的认知盲点和解释困境正是本文论证的起点。从这里出发,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汪曾祺独具个性的“汪氏文体”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论文最终想要呈现出来的论证局面是：“汪氏文体”是汪曾祺文化人格的艺术化和外化。而他的文化人格,是从他所生活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文化土壤中成长出来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文化土壤”,不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有着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文化传统的积淀,有着丰富的多元性,在本文中,它宏大的、复杂的形态将融化在一种最小化的、个体生命的成长叙事中,融化在对汪曾祺的文化基因的追索,和对汪曾祺的文化人格的成长叙事中。这种论述的目的在于说明“汪氏文体”的立体结构：它有它的文化基因,和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发育过程。伴随着他的文化生命成长的,是他对小说艺术的体认和苦心经营,是他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追求一个“独属于他的文体理想”。绪论部分首先呈现了成熟时期的汪曾祺文体的特点,然后梳理了文学界“发现”汪曾祺的过程。并从现有评价逻辑中存在的认知盲点和解释困境发掘本文论证的起点：汪曾祺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体有什么不同?第一章对汪曾祺四十年代中后期充满裂隙的小说形式和裂隙中丰富的潜在话语做了细致分析,从中解读出青年汪曾祺身陷上海的茫茫人群中时面临的文化壁垒、身份失落和“迁根”之痛。并指出他陷入“写不出来”的创作困境,原因在于他尚未自觉到、更无力调和自己的多元文化基因。第二章讲述了汪曾祺从高邮故乡和昆明联大的成长历程,意在描绘汪曾祺的多元文化基因图谱。第三章探索汪曾祺从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长达三十年的创作沉寂期所具有的饱满的意义：转变了世界观,淬炼了语言,自觉其多元文化基因,为八十年代初“汪氏文体”的成熟做了积累和酝酿。结语阐述“汪氏文体”与汪曾祺文化人格之间的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