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批评摆脱了零散的评论,成为独立的学问,同时也确立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以《史通》的史学批评为中心,以批评内容最多的《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前四史”)为叙述对象,试图结合该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气候、社会思潮、学术风气和史家心理状况,努力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并依此探讨刘知几史学批评所涉及的诸如编纂方法和历史书写等问题,更清晰、更有目的性地解释刘知几的史学批评。“史法”是《史通》的最主要内容,也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精髓。刘知几在史料处理上主张博闻善择;在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上,他坚持体统相符,合理编排,例不可破;在历史书写的问题上,刘氏遵循着文约事丰、直书实录、循名责实、因俗随时等几大原则。无论是对“前四史”中哪一部史书的赞赏或批评,均建立在这样的“史法”衡量体系上。其史学批评多客观中肯,但也不乏矛盾和拘泥之处。后世学者对《史通》中涉及到的对“前四史”的批评褒贬不一,颇具争议。但无疑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刘知几明确了史家的责任和史之功用,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他的史学批评对历代的史官选拔、修史制度以及修史实践都有积极作用;而且进一步发扬了“通变”和“实录”的史学传统,启发了后世历代史家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并极大地推动了史学批评的系统化和专业化。《史通》是刘知几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其治学精神和炽热之心的最好诠释,其闪光的史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史学史、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