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位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西方国家,地缘与文化的冲突使其防务重点与传统的欧美国家不同。澳大利亚始终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视为它的安全关切,并为确保地区及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努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澳大利亚一直将其防务安全寄托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虽对远东形势的变化以及英国在太平洋地区防务力量的收缩感到些许不安,但在总体上仍给予英国海军绝对的信任。然而,1942年新加坡的陷落意味着英国在远东军事力量的崩溃,澳大利亚开始决定走出传统的帝国防务框架的限制。战后,澳大利亚以保卫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积极寻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集体安全保障,与其邻近的东南亚地区更是战后澳大利亚防务政策的重心所在。最终,通过澳新美条约、马尼拉条约和澳新马协定等一系列集体防务协定,澳大利亚为其所谓的“前沿防御”战略找到了极其重要的防务和地缘支撑点,同时也走上了通往越南战场的道路。澳大利亚是越南战争时期积极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西方国家之一,更是除了美国之外,唯一向南越提供海陆空三军支持的国家。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并不是一个突然、孤立的事件,而是澳大利亚在战后一直追寻的地区防务安全目标的延续和其“前沿防御”战略的具体实践。澳大利亚在越南问题上的政策经历了小心介入、决定出兵和最终撤离三个阶段的演变,而越南战争不同时期的形势变化也对澳大利亚政府的越战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总的来说,在“前沿防御”战略的要求和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下,澳大利亚为确保国家安全开始介入印度支那问题。同时,在英国太平洋防务日益收缩的情况下,为了换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保证,澳大利亚跟随美国的步伐,对南越的支持逐渐从政治、经济扩展到军事行动方面。1965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此后还数次增兵,澳大利亚在越南战争中的投入基本达到了其军事能力的上限。到越战后期,随着战场局势的恶化、反战运动的高涨及美国越南政策的改变,澳大利亚也被迫调整其越战政策。1972年,战后执政长达23年的联合政府在大选中落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奉行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一连串快速、干脆的决策将澳大利亚从越战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越南战争结束以后,澳大利亚的外交和防务政策也开始走向了相对独立与成熟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