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新兴的通用型技术,已经渗透到医疗、出行等各方面,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经济与社会。而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负面影响和社会伦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例如数据隐私、算法歧视、社会公平等。目前学术界对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因、治理等宏观层面的探索,缺乏了解公众态度等微观层面上的实证研究。公众是技术产品消费的主体,亦是受科技负面效应直接影响的最大利益主体,其对人工智能技术产品风险的感知、评价和接受,可以最终决定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程和未来方向。因此,公众对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感知影响其参与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边界条件是值得探讨的科学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将技术接受模型和风险感知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以公众对于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感知为自变量,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意愿为因变量,公众对科研机构、政府、企业、消费者保护协会和媒体的信任为中介变量,社会系统中科研机构、政府、企业、消费者保护协会和媒体的亲社会价值观导向为调节变量,构建研究模型,探讨四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三个阶段的问卷回收,以及数据整理,将1065份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了11个假设。结论为:（1）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对公众参与意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公众对科研机构、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感知与公众参与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企业和消费者保护协会的信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3）社会系统中科研机构秉持的亲社会价值观导向在科研机构信任和公众参与意向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和媒体秉持的亲社会价值观导向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科研机构、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媒体的主体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构建“政府主导、专家引领、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以及企业负责任地创新提供科学依据。最后,考虑到目前研究的不足,本文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