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翻译的迅速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翻译的发展趋向多元化。翻译不仅仅局限在语言层面,而是置于文化大背景下考查；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受到周围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80年代起,以安得烈·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操控学派或文化学派开始从非语言层面研究翻译。勒菲弗尔提出了著名的改写理论。他认为,翻译就是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它的意图如何,都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并且在一定的社会里以特定的方式操控文学。改写理论包括三个制约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影响译者对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用语。该理论提高了译者的地位,拓展了翻译视野。通过这个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翻译领域中出现的一些并不是特别“忠实”与原文的翻译,也可以说是原文的改写。本文采用改写理论探析胡适的翻译。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也许是他的文学革命光芒盖过了他的文学翻译光芒,他的许多文学翻译作品并不是处于文学的中心位置。胡适在翻译过程中并没有完全的遵循严复的“忠实”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当时是正统的翻译策略。由于受到中国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胡适在选材方面会倾向于那些宣传爱国精神,宣扬人格自由独立,国家自由的作品。翻译策略方面他融合了直译和意译,并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在诗学方面,胡适倡导了白话文运功,主张白活翻译,特别是白话译诗,开创了翻译的新时代。同时胡适还受到赞助人-陈独秀、蔡元培等人的影响。他们提供的职位不仅保证了胡适的社会地位,而且给予了经济保障。他们还在学术方面支持胡适的主张。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胡适翻译的风格、主题以及方式。理论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完善。本文通过改写理论剖析胡适的翻译,一方面证实了改写理论的可行性；另一方面解释了胡适翻译缘何“游离”了“忠实”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