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欢案”到“于海明正当防卫案”再到近来的“河北涞源入室反杀案”,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司法认定问题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老百姓所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的写作也就具有相当重要的社会价值。本文将从防卫过当的认定角度出发,分析司法实践中“唯结果论”现象背后的理论依据,指出司法实践中“结果→行为”认定思路所存在的问题以及防卫过当主观层面认定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由此,为了改变司法实务中防卫过当认定模糊的状况,正当化依据应当采取“法秩序确证与法保护原则”的主张;将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1规定的防卫过当的客观标准,理解为两个并列的成立要件;对于“必要限度”的认定应当采取“必需说”的主张;对于“重大损害”的判断应当分情况进行明确并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加以考量;对于防卫案件的司法裁判者而言,应当站在防卫人的角度,以一般社会人在相同情形下的行为标准来加以综合的衡量;对于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应当采取间接故意说的主张,以符合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除了引言之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展开,具体的内容如下所述:第一部分主要对司法实践认定现状进行分析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300起防卫过当案件为样本,运用类型化的方法,进行量化分析。以司法认定现状概述以及具体展开为逻辑线,通过样本数据,对防卫过当从结果过当、行为过当以及主观罪过三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由此得出司法实践中在认定防卫过当上所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将主要研究防卫过当的不法依据。防卫过当的“不法”与正当防卫的正当化依据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正当化事由选择立场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对必要限度的认定。此部分将通过对正当化依据的相关学说进行评析,说明本文的正当化依据的立足点。第三部分是本文较为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将针对防卫过当客观认定上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从必要限度与重大损害二者间关系、必要限度认定标准的学说选择以及重大损害的界定三个方面展开,同时结合前述笔者认可的观点,对引言中的胡安华案件进行适当的分析。第四部分为防卫过当的主观认定。通过对防卫过当主观罪过形式相关学说的简要阐释以及对四种罪过形式的评析,确定本文所主张的罪过形式,以解决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