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夫”一词原是汉语中的一个普通语汇,魏晋时经由佛教、道教的使用和推广,开始具有一定的义理特性。宋以来的儒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理论化、系统化的义理阐述,彻底实现了“工夫”概念的义理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精巧的理论建构之后,“工夫”概念升华为关于“工夫”的理论,今日学者习惯称之为“工夫论”,并视之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工夫”形成与“本体”相对的哲学范畴始于佛教,宋明理学家受到佛教“明心见性”“敬”等工夫观念的影响,发展了儒家的工夫论,最终将“工夫”“本体”实现了理论范畴的合一。朱熹的工夫论思想内容丰富、体系结构完整,足以称得上是宋明理学史,也是中国儒学史上体系最完备、内容最丰富的工夫论理论体系。研究朱熹工夫论的体系建构、理论内容及其特征,在儒家工夫论的整体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而儒学又是中国哲学中最主流的学术形态,对儒家工夫论的研究亦能成为中国哲学工夫论整体研究的范式。在北宋理学兴起与工夫论体系初步形成的学术环境下,朱熹大体经历了“中和旧说”“中和新说”以及朱陆之辩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一套以“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作为理论倾向的工夫论体系。他以儒家《四书》为最主要的经典依据,对其中与工夫有关的思想、概念、范畴等进行义理化的重新诠释和系统化的提炼统合;以周敦颐、张载、二程、谢良佐等前儒的工夫理论为思想基础,沿袭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理论框架;以佛、道领域的辩证方法及内容作为思想养料,再加以自身不断的体悟实践与辩证思考,从而建构了一套包括“道问学”的致知工夫与“尊德性”的道德践履工夫在内的工夫论体系。“道问学”工夫是指如何求学以致知的各种具体路径、实践方法,是知识层面的探求工夫。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真知”说,认为“知”是一个义理程度由浅到深的整体概念,浅为“常知”,深则为“真知”,知到至处则为“知至”,而判断“真知”的标准则在于人是否自觉做出相应的行为。“道问学”有两条工夫路径,一是向外即物穷理,去穷究万事万物的本然规律;二是向内反身而诚,由自身去体证心性本体。“道问学”的方法包含格物、读书、切己体察三个方面的内容。格物是总方法,是致知的必经之路;读书是格物的手段;切己体察是格物的环节。“尊德性”工夫则是指涵养心性“以极乎道体之大”的道德层面的践履工夫。朱熹从主体、来源、内容三个层面诠释了“德性”的义理内涵,是“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尊德性”也有两条工夫路径,分别是“存天理”的正向存养与“灭人欲”的反向克去,前者使人的身心得到涵养,后者则使人因外物影响而产生的私欲、私意得到克制,二者共同作用,最终实现在日用中践履道德的目标,促进“德性”本体的发见与流行。根据工夫环节与对象的不同,“尊德性”主要包括养浩然之气、存心与求放心、慎独、克己复礼这几种方法名目,前两者为存养工夫,后两者则为克去工夫。而“尊德性”的总方法是“敬”,“敬”被朱熹描述成“圣门第一义”的工夫,具有通贯上下、始终、动静的特点,包含“主一”“常惺惺”“收敛”“整齐严肃”四个层次的具体内容,有无事静坐和随事致敬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朱熹的工夫论是一个义理内部圆融、同时又与实践交融的理论体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部分,而是具有一定互动联系的范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尊德性”是“道问学”的助力。二者有义理的交会与实践的融通,义理交会体现在对象内容和程序次第两个层面,实践融通则体现在“道问学”过程中“尊德性”的客观实现、“尊德性”过程中“道问学”的逐渐深入两个方面。相比宋儒提出的众多工夫论思想,朱熹工夫论有其独特的理论倾向,那就是认为向外的知识探求与向内的德性体察这两条工夫路径在重要程度上是等同的,不应偏废其中任何一方。这一倾向在他与陆九渊进行学术争论的过程中得到了凸显。朱熹的工夫论因其所具备的“广大、精微、综罗百代”的特点,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不仅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也对工夫论的发展和儒学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还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产生了长远的渗透与影响,同时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