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文豪，以《我是猫》《哥儿》《心》《明暗》等作品树立起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被称为日本“国民大作家”。鲁迅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藤野先生》等小说及大量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奠基者。二者作为各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代表，是最清醒冷峻的思想者和时代巨人。《门》发表于1910年，在夏目漱石的创作中具有独特地位。自《门》问世之后，夏目漱石对社会的批判思考逐渐转向了对个人内心世界的精细剖析，《门》堪称其思想转变的标志。鲁迅的《伤逝》作于一九二五年，是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革命风暴来临前夕，也是鲁迅由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的前期，同样处于他的思想转变期。因此，《门》与《伤逝》在两位作家的思想转换上有一定的标志性。《门》与《伤逝》两部作品在题材、艺术手法、人物形象、主题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两部作品的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境遇与结局存在差异。而关于《门》与《伤逝》的全面、深入比较研究，目前较为匮乏，至于从社会学角度，从作家对社会的反馈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则几乎可称空白。为此，笔者以社会历史批评和叙事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将作品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从整体上考察作家和作品，注重外部环境、时代社会、民族心理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刻影响；同时抓住文本中心，将文学性与社会性联系起来，从这一特定角度，对作品的艺术特性、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表现的主题思想进行全新的解读与审视，从而挖掘出《门》与《伤逝》的社会意义。其一，夏目漱石和鲁迅是新旧交替时代所催生的思想者和探索者，是两位时代的巨人和骄子。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觉地用手中之笔来回应社会。批判现实主义是他们的创作理念。这种批判的精神，尤其是近代化过程中的推进社会与人生的批判和审视的态度，纵贯两位作家的所有创作。其二，《门》与《伤逝》艺术成就也是值得称道的。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的精准而灵活的运用，叙事视角中全知与限制视角的变化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文学的叙述手段和方法；突破传统白描手法的限制，更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与描写，则凸显了近代小说的本质特征；叙事结构的开创性运用，更突出了近代小说的多变与进步，《门》以心理变化为基轴展开叙述，《伤逝》则不拘泥于简单的倒叙，而是不断深入，赋予文章以更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使小说结构呈现逐层推衍变化的态势，清晰地体现了文学的近代性进程。其三，夏目漱石和鲁迅都选择了觉醒的知识分子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都深刻而精细地剖析了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秉性特点，通过塑造宗助和涓生等知识分子形象，描画出特定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本质，形象地揭示了社会与人类进步的发展基本规律及其各自不同的时代特征。其四，《门》和《伤逝》深刻地揭示了在时代变革之际，知识分子是最先觉悟的群体，然而，有限的觉醒，不仅要遭遇现实环境的无情挤压和严酷击打，还有来自庸众的“围观”与漠视。漱石和鲁迅通过剖析社会和时代的本质，进一步揭示出两对男女主人公悲剧的根源，深刻地指出了悲剧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也对当时知识分子崇尚空谈、拙于行动的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虽然夏目漱石和鲁迅也没能找到真正的出路，但他们能不断超越自己，能站到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制高点上，观察、描写这一切，他们的深刻反思和双重批判，起到了推进真正近代化的作用。夏目漱石和鲁迅通过《门》和《伤逝》两部爱情小说，表达了自身对于人的近代性、文学的近代性、进而关于社会的近代化的思考。近代性是当时的社会趋势，也是两位作家始终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正因为他们思想的近代性，才会密切关注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的觉醒和进步，才会自觉探索和实践文学的近代性，才会努力推进社会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