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中民事问题的处理是对被害人权益的重要保护,涉及到被告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承担,注重解决同一诉讼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争议十分有必要。中美两国在不同的文化底蕴中酝酿着各自的法律文化,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两国刑事案件中民事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民事问题采纳的是“先刑后民”的附带民事诉讼模式,陈波故意杀人案便是典型。在这个模式下,附带民事诉讼缺乏自身的独立性,对证据采纳的限制过于宽松,证明标准不够明确,各个程序太过依赖于刑事诉讼,赔偿范围太过狭窄。美国采纳“平行模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民事问题采取将二者分离的模式解决,这个模式在辛普森杀妻案和刘强东案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平行模式”下,详细规定了刑事案件中民事问题的证据规范、具体程序以及赔偿问题。其民事诉讼独立存在,不依附于刑事诉讼,证据的采纳受到相对严格的限制,证明标准明确具体,独立的诉讼程序,赔偿范围也具有广泛性,较大程度上保护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民事权利。两种模式有着各自的特征,为各国的法治服务着,但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顺应客观发展的需求,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与融合才是事物发展与进步的不竭动力。针对我国处理刑事案件中民事问题的不足,借鉴美国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成功经验,在结合我国现有制度的情况下对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提出一些建议,改变我国“一刀切”的处理模式,灵活运用各种模式,完善附带民事诉讼中有关的证据机制,确定刑事案件中民事问题的独立性,扩大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走入附带民事诉讼,以便更加强有力的保护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