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制度以其灵活性和自由性的优势,逐渐成为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普遍选择,但是,无论国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大量存在的强制性规则,成为横亘在当事人、仲裁庭和法院面前的一道难题。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特定领域经济秩序的需要,各国通常都制定有大量公法性质的强制性规则,传统私法领域为促进平等交易,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强制性规则。这些强制性规则在具体的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又该如何适用,成为实践中国际商事仲裁活动各方参与者面临的主要困境。而在对这一问题作出系统性回答之前,从宏观层面阐明强制性规则这类法律规范,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适用缘由乃必要之逻辑前提。强制性规则本身的强行性质看似与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之内核相冲突,但由表及里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仲裁制度本身兼具司法性质,仲裁活动的意思自治应当是合理范围内的意思自治,而强制性规则正担负着划定意思自治正当性边界之功能;国际商事纠纷当事人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最大期望即是获得具有可执行性之仲裁裁决,因此当争议涉及有关国家强制性规则时,若仲裁员忽视该规则之适用,将不可避免的使仲裁裁决落入无法承认或执行的巨大风险之中;最后,法治语境下现代仲裁活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也需要借鉴国际民事诉讼中蔚为成熟的强制性规则制度。强制性规则的具体适用是仲裁庭处理相关争议面临的主要难题。由于缺乏明确的学理基础和法律指引,相关国际仲裁实践对强制性规则之适用呈现出混乱状态。经过对相关理论的评估及仲裁实践的实证分析,理想方法应为遵循识别——判断——适用三个步骤,在传统准据法方法下结合履行地方法和特别联系方法,破解强制性规则适用之困境。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若裁决已经作成,但裁决内容违背我国强制性规则,一方当事人向我国法院请求承认与执行,另一方当事人能否以裁决违背我国强制性规则为由,请求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第5条将违反公共政策规定为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而并未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也是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从我国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多次指出,对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并不等同于对公共政策的违反。因此只有对强制性规则的违反达致违反公共政策的程度,当事人才可能期待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司法审查阶段成功获得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