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事案件上诉审程序的结案方式,发回重审是连接初审和上诉审的桥梁。发回重审事由是发回重审的适用标准和法定依据。总结各国立法例,民事上诉审发回重审事由的设置以当事人的审级利益和辩论权的实现为价值基准,并与上诉模式密切相关。但是,我国民事上诉审发回重审事由具有立法与司法的双重缺陷,审级制约机制缺失,当事人的程序参与、监督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二审法官的发回重审权几乎不受制约。在审判管理背景下,片面强化程序监督原则,过度重视绩效指标,使得发回重审事由偏离了程序功能的初衷,沦为审判管理的工具。由于我国法院的职权化和行政化倾向,加之发回重审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一件件发回案件成为各方博弈的场域,发回重审与否在具体适用中脱离了发回事由的制约,反而是法官根据个人实际工作负担、抗压能力、终审掌握权的愿望、私人关系等因素综合衡量的结果。发回重审事由在司法适用中呈现出不按法定事由发回、随意发回,发回重审事由的滥用和错用等适用变形的现象。鉴于此,我国民事上诉审发回重审事由有重新审视和理性构建的必要。本文运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简要概述了民事上诉审发回重审事由的基本理论,然后评述了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并以样本数据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发回重审事由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后,通过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在确立发回重审事由指导原则的前提下,提出以修正发回重审事由、注重发回重审裁判理由的阐明、建立配套制度的路径完善发回重审事由的适用。期望通过上诉立法和司法的双重路向,形成诉权和审判权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