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日据时代用日语创作并获取巨大成功、而在台湾光复后才尝试转入中文来进行创作并最终形成了不同文学选择的台湾“语言转换作家”——杨逵、吕赫若、龙瑛宗以及张文环等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上考察这一代台湾作家群体在不同时空语境下、在迥异文学语言生态系统中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变迁轨迹,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分别探讨从日语到中文的“语言转换经验”对这几位作家光复后不同的文学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尝试分析从“日据时代”到“台湾光复”这一历史巨大变局中,语言转换作家对文学制度层面上展开的“语言转换进程”有怎样的心理观感,产生了怎样迥异的文化选择,支配他们形成文化选择的动态心理以及思想逻辑为何。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与第二章是从宏观方面对“语言转换作家”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中所产生的群体性文化心理进行梳理。要分析他们的群体性文化心理,首先就必须分析“语言转换”的全过程——即“日语”如何成为日据台湾文坛通用语,以及光复后“中文”复归文坛主流用语的历史衍变轨迹。日据时代“日语”成为文坛通用语的过程,恰与“语言转换作家”在日据时代的文学生涯轨迹相契合,导致这一代作家所受到“日语影响”远较其他代际的台湾作家深刻,这种“日语影响”的集中体现,便是这一批作家在日据时代以殖民地朝鲜日语作家张赫宙为目标的“张赫宙情结”的诞生。这种“情结”指的是台湾作家以提高日语文学创作水平为前进方向、以进军日本“中央文坛”为奋斗目标,显示出这—代作家内在整体性的、颇具趋同性的群体性文化心理。而随着战争结束、台湾光复,巨大的历史变局连带着使得台湾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文化空间也得以重塑。作家日据时代所形塑的群体性文化心理,并不会呈现一种凝固不变的状态,在历史变局的巨大外力作用下,它会由常态转为变量,并与其它的文学因素相互结合,致使这种群体文化心理发生分化,雕塑出极具个性的个体文化心理以及文学选择。语言转换作家在光复后的“浦岛太郎心态”,表明了这批作家自日据时代以“日语”为建设背景资源、受“日语影响”而确立文坛前进方向的群体文化心理——“张赫宙情结”开始自“稳态”到“分化”的嬗变动态。在朝向中文、进行“语言转换”这一新的文化模式作用下,这种嬗变中的文化心理与各个作家不同的个体经验相凝合,使得光复后的“语言转换作家”产生了不同语言形态的创作,以及多元的文学选择。论文的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五章,是从微观视角出发的“个案研究”,是对这几位语言转换作家在光复后经历语言转换过程而形成的、三种不同的文学选择类型的总结,以及对生成这些颇具差异性的文学选择的文化心理观照。光复后的语言转换作家在经历了光复初期短暂的“中文习作”阶段之后,其文学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作家不再以“日语创作”为文化建设的唯一通途,甚至尝试挣脱自己身上的“日语影响”而重塑以“中文”为核心的文学言语秩序。中文的“第二语言习得”,大大挑战了这批已近中年的语言转换作家的语言过渡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心理上此过程的投影对其不同文化选择产生了支配作用——作家出于不同的“语言态度”以及“文学动因”,终于形成了颇为不同的三种语言形态、各具创作特色的文学选择:一种是以张文环为代表的“折返日语”进行创作,在他的创作中体现出了用“日语”重述历史的焦虑以及用“日语创作”促进台湾地区与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的自我期许;其二是杨逵、吕赫若为代表的汉语“中介语”状态的文学创作,这种并不能算作圆熟的中文创作形态,植根于作家以左翼行动主义优先的语言文学观念,以及浅显、直白以“俯就”大众的语言大众化思路,在光复后作家的急就章式的汉语“中介语”创作,展示出作家积极参与文化话语权的争夺的雄心与魄力;第三种形式是以龙瑛宗为代表的沉寂多年另起炉灶、从头学习中文并在语言发育成熟的基础上再进行创作的“流利中文”文学道路。作家出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强烈排斥再度使用日语来创作,与此同时龙瑛宗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自我要求,也无法接受粗粝的中文文学语言表现形式,甘愿潜心学习并合理利用日语文化资源提升中文表现能力,他的“流利中文”文学创作背后,展现出一个日据以来的台湾作家对殖民经验的省思、对文化身份的追索以及对民族认同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