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举世瞩目,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触目惊心,其中中国银行体系内高额的不良贷款问题尤其令人关注。虽然近年来通过政策性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水平已逐步下降,但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并非自我消化、自我改善的结果,不良贷款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仍未获得一致的研究结论,包括银行高额不良贷款产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地方政府在不良贷款形成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干预?其表现形式如何等等。　　 本文尝试从政府职能在中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激励与约束视角入手,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回答政府与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包括,政府是否在此过程中进行了干预?这种干预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否和贷款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关联?地区市场化程度是否影响不良资产形成?不良贷款转让后的债权主体变化,是否对不良贷款回收产生了积极作用等。　　 本文认为,政府干预是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地方分权和财政分成制的改革构成了政府干预的动机和能力,这种干预由于企业产权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在不良贷款形成中有所差异。　　 在研究数据上,采用国内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共十八年的全部剥离不良资产数据为初始样本,辅以不良贷款剥离后的回收数据进行补充,为不良贷款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数据佐证。　　 借鉴过往文献,本文主要使用三个变量、两个角度考察不良贷款程度和影响因素。关于衡量不良贷款程度的三个变量,分别为不良贷款数量、不良贷款金额、风险敞口程度。关于考察政府干预对不良贷款影响因素的两个角度,分别是产权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企业产权的不同会影响企业的行为模式,政府也会因企业产权不同而在干预行为上有所区别,因此以国有、集体、民营、外资四类不同所有制企业,考察政府干预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差异与不良贷款形成之间的关系。地区市场化程度会对政府干预的能力产生影响,从而改变贷款企业的行为约束。本文构建贷款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以此作为地区市场化程度的考察变量,以研究不同市场环境下,政府干预、市场化程度与不良贷款形成之间的关系,同时增加地方财政状况、地方政府官员换届因素,考察其对不良贷款形成的影响。进一步,本文采用不良贷款剥离后的回收数据,以债权主体变更为背景,对政府干预在不良贷款处置回收环节的影响进行了补充检验。　　 在对不良贷款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研究后发现,政府干预的确在不良贷款形成及回收过程中留下了明显痕迹。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良贷款中,政府干预的力度依据企业产权的不同存在差异,干预力度最大的是国有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干预程度最小,这种干预体现在不良贷款的多个特征上,包括贷款合同期限、风险程度及贷款企业的财务指标等。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也对不良贷款企业存在影响,市场化程度与不良贷款的数量及程度呈反比关系,且地方财政状况对不良贷款形成产生了影响。随着中国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从时间序列看,由于各地区市场化程度提高,上述特征差异有所改善。此外,债权主体变更后,在控制了企业偿债能力变化基础上,政府干预行为的顺序与程度仍然在不良贷款回收过程中,包括不良贷款回收金额与比例上得到体现。　　 上述结论说明,在中国转轨经济的背景下,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在银行不良贷款形成中进行了干预,成为中国高额不良贷款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围绕政府职能及激励机制的研究,为现有不良贷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并进行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经验数据验证,这是本文对银行不良贷款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