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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给宏观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世界各地、对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量化宽松逐步退出、贸易摩擦加剧以及利率和汇率的波动，都导致宏观经济依然隐藏着巨大的潜在的不确定性。然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已经逐渐融入我国企业的基本生存环境当中。而作为金融与经济联系中的关键变量，银企关系的健康发展是社会经济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那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到银企关系？又是如何影响昵？另外，不同的企业处于不同的成长周期，具有不同的经营特征、财务特征等，这一点也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和实证界的关注，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企业成长周期变量进行考量，研究对于不同成长周期的企业而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是否会对银企关系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企业成长周期角度进一步丰富完善银企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好的说明，本文将按照下列顺序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成长周期和银企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找出现有研究可完善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其次，构建模型对假说进行检验，考虑到文中涉及的三个变量均难以定量，因此，对三个变量的各测量指标分别进行文献梳理，详细介绍了各指标选取的理论基础，科学性，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结合文章需求，对指标进行选取;另外，在数据选取上，考虑到银企关系贷款金额数据缺失值较多，以及企业特征数据一般为年度值，因此选取了从2004年至2013年共十年的所有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扩大数据范围，保证结论的有效性;最后，在研究宏观变量对微观变量的影响中，借助二次模型展开分析，并充分考虑了个体的特征变量，使得结果更具稳健性。接下来，对假说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采用probit模型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影响，企业成长周期对银企关系（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影响以及对于不同的企业成长周期而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影响;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后，采用适合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信用贷款金额）的影响，企业成长周期对银企关系（信用贷款金额）的影响以及对于不同的企业成长周期而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信用贷款金额）的影响，接下来，对实证结果进行比较与总结，在此基础上，采用居民物价指数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得出本文结论，包括与本文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核心结论，和研究过程中附带得出的其他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以我国2004年到2013年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交易的所有企业的银企关系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中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结论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是否提供信用贷款衡量的银企关系呈现U型结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绝大多数情况中都会恶化银企关系，只有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相当高时，由于政府的干预等原因，会导致表面上看来银企关系反而改善;第二，在信用贷款金额衡量的银企关系方面，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带来的是负面影响，而且并不存在显著的U型结构;第三，企业成长周期与是否获得信用贷款衡量的银企关系显著正相关，但对信用贷款金额有负面影响;第四，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成长期的企业获得信用贷款的概率高于成熟期的企业，但是已获得信用贷款的企业中，成长期企业相较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更难以获得高额信用贷款。除了上述相关结论外，本文还得出下列结论:第一，样本中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均值为0.0136，表明2004-201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银行信用贷款比例非常低，绝大多数上市企业并不存在信用贷款，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脱媒进程正在进行中;第二，2004-201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在2008年达到峰值，在近两年中有所回落;第三，在特征变量方面，企业年龄与银企关系正相关;企业资产和企业性质与是否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银企关系变量负相关，与银行信用贷款金额银企关系变量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金融脱媒的影响，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当有融资需求时，更多的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所以企业越少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但这是对于之前与银行并未保持密切联系的企业而言，当一直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的企业出于系列个体原因，并没有选择资本市场融资，而是申请银行信用贷款，此时，银行不会拒绝优质企业的贷款申请，总资产规模越大，银行向其发放信用贷款的金额也越高，国有控股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而且有政府背景，解释同企业资产。因此，本文认为，前者是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主动回避，后者是银行对大企业贷款需求的积极满足;资产负债率与是否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银企关系变量负相关。第四，在环境变量方面，金融危机与是否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银企关系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危机期间，银企关系变差。
本文在研究视角和实证方法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其中，两个方面的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文章主题。文中能够从以下两方面体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第一，目前学者对银企关系的研究非常丰富，也有不少文献探讨了银企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的银企关系研究均是着重于研究银企关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而研究影响银企关系的变量则相对较少。另外，研究银企关系的相关文献中，多是从企业的融资行为，投资行为等微观层面来研究银企关系，而较少涉及宏观经济层面。本文通过引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丰富了银企关系的实证研究。其次，在不同的成长周期里，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财务特征，本文引入成长周期变量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更细致、科学地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也对企业成长周期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另外，文中能够从以下四角度体现出实证方法的创新:第一，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衡量上，利用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估计得到适宜的GARCH模型，根据GARCH模型得到以t期为条件的向前1至12个月的期望方差的平均值，从而得到该年度的条件方差，即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条件期望。在之前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GARCH模型衡量中，均直接采用GARCH(1，1)进行建模预测，本文中为了更准确地对模型进行分析，并没有简单地采取GARCH(1，1)模型进行预测，而是在综合比较GARCH(1，0)，GARCH(1，1)等后，比照预测结果，择优选出最合适的模型，进一步提高模型的准确度。第二，在对企业成长周期的代理变化进行选取时，采用基于现金流组合的方法对该变量进行衡量，方法的采用依据可参考Dickinson(2007)的文献。在本文的实证中，企业成长周期的现金流分类法衡量能够有效有序对该变量进行衡量。第三，在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的影响中，加入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二次项因素进行实证，验证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银企关系间是否存在U型结构。第四，在实证中，加入了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将金融危机对银企关系的影响排除在外。第五，在文章最后，采用不同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充分保障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正如结论中所指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银企关系会恶化，会导致企业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概率更低，信用贷款金额也更低;另外，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相较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更难以获得高额的信用贷款。因此，对于还未与银行建立银企关系的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应利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低的良好环境，尽快与银行建立联系;而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变高时，企业不应当将融资需求过多的寄希望于银行贷款上，而应该采取其他的融资渠道。银行并不是慈善家，企业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与银行建立关系后，对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应努力做大做强，才能够获得更高额的银行信用贷款。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好的说明，本文将按照下列顺序展开研究:首先，通过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企业成长周期和银企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找出现有研究可完善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其次，构建模型对假说进行检验，考虑到文中涉及的三个变量均难以定量，因此，对三个变量的各测量指标分别进行文献梳理，详细介绍了各指标选取的理论基础，科学性，合理性和不足之处，并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结合文章需求，对指标进行选取;另外，在数据选取上，考虑到银企关系贷款金额数据缺失值较多，以及企业特征数据一般为年度值，因此选取了从2004年至2013年共十年的所有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扩大数据范围，保证结论的有效性;最后，在研究宏观变量对微观变量的影响中，借助二次模型展开分析，并充分考虑了个体的特征变量，使得结果更具稳健性。接下来，对假说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采用probit模型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影响，企业成长周期对银企关系（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影响以及对于不同的企业成长周期而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影响;通过Hausman检验判断后，采用适合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信用贷款金额）的影响，企业成长周期对银企关系（信用贷款金额）的影响以及对于不同的企业成长周期而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信用贷款金额）的影响，接下来，对实证结果进行比较与总结，在此基础上，采用居民物价指数不确定性作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全文，得出本文结论，包括与本文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核心结论，和研究过程中附带得出的其他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以我国2004年到2013年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交易的所有企业的银企关系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中，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其中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结论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是否提供信用贷款衡量的银企关系呈现U型结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绝大多数情况中都会恶化银企关系，只有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相当高时，由于政府的干预等原因，会导致表面上看来银企关系反而改善;第二，在信用贷款金额衡量的银企关系方面，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带来的是负面影响，而且并不存在显著的U型结构;第三，企业成长周期与是否获得信用贷款衡量的银企关系显著正相关，但对信用贷款金额有负面影响;第四，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成长期的企业获得信用贷款的概率高于成熟期的企业，但是已获得信用贷款的企业中，成长期企业相较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更难以获得高额信用贷款。除了上述相关结论外，本文还得出下列结论:第一，样本中是否提供信用贷款的均值为0.0136，表明2004-2013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银行信用贷款比例非常低，绝大多数上市企业并不存在信用贷款，表明我国企业的金融脱媒进程正在进行中;第二，2004-2013年，我国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在2008年达到峰值，在近两年中有所回落;第三，在特征变量方面，企业年龄与银企关系正相关;企业资产和企业性质与是否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银企关系变量负相关，与银行信用贷款金额银企关系变量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金融脱媒的影响，企业资产规模越大，当有融资需求时，更多的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所以企业越少从银行获得信用贷款;但这是对于之前与银行并未保持密切联系的企业而言，当一直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的企业出于系列个体原因，并没有选择资本市场融资，而是申请银行信用贷款，此时，银行不会拒绝优质企业的贷款申请，总资产规模越大，银行向其发放信用贷款的金额也越高，国有控股企业一般规模较大，而且有政府背景，解释同企业资产。因此，本文认为，前者是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主动回避，后者是银行对大企业贷款需求的积极满足;资产负债率与是否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银企关系变量负相关。第四，在环境变量方面，金融危机与是否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银企关系变量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危机期间，银企关系变差。
本文在研究视角和实证方法上均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其中，两个方面的创新都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文章主题。文中能够从以下两方面体现出研究视角的创新:第一，目前学者对银企关系的研究非常丰富，也有不少文献探讨了银企关系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的银企关系研究均是着重于研究银企关系对其他变量的影响，而研究影响银企关系的变量则相对较少。另外，研究银企关系的相关文献中，多是从企业的融资行为，投资行为等微观层面来研究银企关系，而较少涉及宏观经济层面。本文通过引入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丰富了银企关系的实证研究。其次，在不同的成长周期里，企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财务特征，本文引入成长周期变量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更细致、科学地对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也对企业成长周期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另外，文中能够从以下四角度体现出实证方法的创新:第一，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衡量上，利用宏观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估计得到适宜的GARCH模型，根据GARCH模型得到以t期为条件的向前1至12个月的期望方差的平均值，从而得到该年度的条件方差，即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条件期望。在之前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GARCH模型衡量中，均直接采用GARCH(1，1)进行建模预测，本文中为了更准确地对模型进行分析，并没有简单地采取GARCH(1，1)模型进行预测，而是在综合比较GARCH(1，0)，GARCH(1，1)等后，比照预测结果，择优选出最合适的模型，进一步提高模型的准确度。第二，在对企业成长周期的代理变化进行选取时，采用基于现金流组合的方法对该变量进行衡量，方法的采用依据可参考Dickinson(2007)的文献。在本文的实证中，企业成长周期的现金流分类法衡量能够有效有序对该变量进行衡量。第三，在研究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银企关系的影响中，加入了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二次项因素进行实证，验证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与银企关系间是否存在U型结构。第四，在实证中，加入了金融危机虚拟变量，将金融危机对银企关系的影响排除在外。第五，在文章最后，采用不同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充分保障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正如结论中所指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随着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银企关系会恶化，会导致企业获得银行信用贷款的概率更低，信用贷款金额也更低;另外，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相较于成熟期企业而言，更难以获得高额的信用贷款。因此，对于还未与银行建立银企关系的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应利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低的良好环境，尽快与银行建立联系;而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变高时，企业不应当将融资需求过多的寄希望于银行贷款上，而应该采取其他的融资渠道。银行并不是慈善家，企业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与银行建立关系后，对于成长期的企业而言，应努力做大做强，才能够获得更高额的银行信用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