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North and Thomas (1973)开创性地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因于制度变迁以后,诸如“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导致经济发展”(Matthews,1986)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当某一经济体的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国家总是倾向于推行制度变迁。但North (1990 X Nugent and Sanchez (1993)和Raj an and Zingales(2003)的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会有好的结果。农信社的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自1950年以来,农信社在中国政府主导下虽进行了数次制度变迁,但始终是农村地区支农的主力军(Andrew Watson,1998),甚至是许多乡镇及以下地区唯一合法的正规金融机构(程恩江等,2003)。然而历次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到20世纪末,53%的农信社仍处于亏损状态(Zuo,2001),商业可持续难以实现；广大农户与乡镇企业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依然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自2000年起,中国政府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南部地区(以下简称苏南地区)又主导了农信社新一轮制度变迁,标志性成果是将该地区部分农信社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由于农信社历次改制效果不佳,新一轮制度变迁的效果能否实现质的飞跃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农商行模式为例,围绕2000年以后苏南地区农信社制度变迁的效果问题展开研究,希望能够解决四个问题：(1)制度变迁能否真正提高农商行的商业可持续能力；(2)制度变迁能否真正提高农商行的支农力度；(3)制度变迁能否真正提升农商行的运作效率；(4)制度变迁能否真正改善主要支农对象对农商行的融资满意度。本文的总体目标是用理论及实证方法,系统分析苏南地区农信社制度变迁成为农商行的效果,为深化全国信用社改革、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制定依据。针对研究目标,设定以下研究内容：第一部分,以商业可持续能力为评价方向,利用苏南地区9家农商行与作为对比组的54家农信社1998—2008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因制度变迁而成立的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否得到提高,在剥离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后,制度变迁本身是否对农商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起到正向影响。第二部分,以支农力度为评价方向,实证研究改制后的农商行能否更好地为“大三农”支农模式提供信贷资金,制度变迁能否对农商行支农力度产生正向影响。第三部分,以运作效率为评价方向,进行了三个维度的探讨。一是实证研究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运作效率产生的净影响,二是实证研究运作效率提升的作用渠道,试图寻找农商行制度变迁成效的微观证据,三是探讨农商行构建的公司治理框架对运作效率的影响。第四部分,基于对2003年10月和2009年1月位于苏南无锡市的江阴市和宜兴市的相关调研,以大型、中小型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研究主体,实证分析制度变迁对农商行融资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制度变迁使农商行的商业可持续能力的各个指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经营安全性、盈利能力与发展能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因此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商业可持续能力产生了正向的效果,促使农商行通过自身发展提升商业可持续能力。(2)在支农力度方面,制度变迁的效果则有显著差异：一方面,它的实施有助于农商行为个体工商业、大型乡镇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并有效降低农户贷款出现负增长的幅度,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农商行相对减弱了对中小型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3)制度变迁能给农商行运作效率带来净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说明改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管理效率在改制作用下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改制诱导了农商行规模效率的下降。人均利润率在制度变迁的影响下得到提升,人均营业费用率却出现下降,但总体来说利润增加能够弥补成本的提高,并产生了更多经济效益,进而提高了农商行的运作效率。在农商行诸多公司治理要素中,高管层持股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大股东持股和独立董事的设立没有发挥应该起到的作用。高管层持股对农商行运作效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说明了农商行激励机制设计是较为成功的。(4)全样本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对农商行改制后的融资满意度为61.939%,较改制前提升了4.626个百分点,双重差分值为0.868%表明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效果并不是十分明显。从样本分类研究来看,大型乡镇企业对改制后的农商行满意度为66.332%,双重差分值4.528%说明,相对于大型乡镇企业,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满意度产生了正向影响,并且效果较为显著。制度变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型乡镇企业在贷款时的支付的额外成本,但却提高了贷款正常成本。中小型乡镇企业对改制后的农商行满意度为52.415%,双重差分值为-0.079%说明,相对于中小型乡镇企业,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满意度产生了负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迁提高了中小型乡镇企业在农商行获得贷款的额外成本。个体工商户对改制后的农商行满意度为64.332%,双重差分值1.337%说明,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满意度的提升起正向作用。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在于,除贷款正常成本因子外,制度变迁对农商行的其它各类因子都产生了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