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云南东部山区白古村为考察对象,在详细陈述村落空间景观、家屋地貌和村落格局基础上,依照时间进路,论述社会历史进程中白古村的空间地志和时间形塑出的地域社会,借此解释近现代中国农村的普进化逻辑。首先,本文从权力的空间实践入手。伴随着清末新政的施行,白古村原有的以商贾和乡绅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秩序开始解体,由此踏上了向“现代民族”的转型之路。20世纪前半叶所发生的乡村革命,无论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国家编户”改造,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保甲制,乃至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土改”运动,都是在“国家权力的扩张”与“社会运动”交织中形成的。伴随着国家在社会运动中对乡村经济组织和国家机器的改造,及其衍发出的国家意识,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秩序。国家权力的下沉不仅重新塑造了白古村的空间景观,也改造了村民的思维方式和主体意识。其次,本文考察资本的空间实践。空间被资本利用来获得剩余价值并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因此导致了空间及其价值的物化。20世纪90年代以降,白古村逐渐被卷入到市场化浪潮中,域外权力和资本的介入,改变着白古村的空间布局以及村民的价值选择。伴随着外出打工的盛行和耕地的流转,白古村逐渐丧失了自我空间再生产能力,随之而来的则传统观念在利益诱惑下不断弱化。研究发现,国家权力和域外资本决定了传统村落的发展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将闭塞的村寨裹挟至国家的视域下,国家机器的移入打破了传统村落空间的平衡,强势的国家权力伴随着历次社会运动下沉到到村落社会中,重新塑造了村寨的空间形态和权力关系,使其退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中空间生产中的“部件”。接续而至的市场化浪潮将以逐利为目的的域外资本推入到地方空间生产中,薄弱的社会基础在域外权力与资本的掠夺性扩张中失语,进而丧失了自我再生产的能力,沦为强势资本再生产的附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