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判决制度起源并发展于德国,后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对该制度也进行了沿用和发展。它是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为了加强法官在程序方面的主导作用,提高诉讼效率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些需要法官先于终局判决之前判断的事项。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可以利用中间判决的方式将各个争点按逻辑顺序先后审理,并对达到裁判程度的先决事项先行作出裁判,以利于诉讼程序的减负和加速。由此可知,中间判决有利于诉讼迅速解决纠纷,也有助于复杂案件的公正解决。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间判决概述。这部分是从中间判决的基础理论出发,对中间判决的概念、裁判对象以及与相关制度辨析进行分析。中间判决是提前解决审判过程中出现的某些争点,为作出终局判决做好准备的判决。它是产生于法官诉讼指挥的裁判,与确认判决、中间确认判决、部分判决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间判决的裁判对象是先决事项,即法官先于当事人请求裁判事项必须认定的前提事项。第二部分:我国民事诉讼先决事项认定模式的问题与成因。这部分在密切联系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基础上,分析我国先决事项的认定模式及产生的问题。根据我国民事裁判划分原理,程序性先决事项可纳入裁定的适用范围。而实体性先决事项通常是留待最后判决时在判决理由中一并认定,这种认定模式导致当事人无法选定有利于本方立场的主张和证据,也产生了诉讼拖延和程序浪费问题。同时,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规定的中间确认制度与域外中间判决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存在适用范围较窄,缺乏基本的文书形式,以及这种司法认定的效力不确定等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上述问题背后的制度原因是我国判决类型单一和争点审理缺乏一定的逻辑顺序。第三部分:中间判决制度引入我国的必要性。理论界对我国是否有必要引入中间判决制度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首先,对反对者的观点进行梳理,论证否定论者提出的中间判决制度引入我国会导致诉讼成本增加,以及中间判决与中间确认制度功能重复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实际上,对先决事项的认定原本在终局判决中也需要进行确认和说明,故适用中间判决仅是一种时间上的提前。同时,中间判决制度与我国的中间确认制度存在差异,中间判决能有效克服中间确认制度产生的问题。其次,从中间判决具有的独立价值出发,论述中间判决引入我国的必要性。中间判决具有使庭审集中而有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心证公开等价值,不仅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也有助于提升民事裁判的质量和司法公信力。第四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中间判决制度比较分析。这部分主要是对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中间判决制度的适用对象、效力及救济途径方面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各国及地区中间判决的适用范围存在差异,德国中间判决的适用范围最广,包括实体和程序事项;日本中间判决主要针对实体事项和少部分程序事项;我国台湾地区中间判决仅适用实体事项。其次,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中间判决的效力规定基本一致,即中间判决不具有既判力,但对终局判决的作出具有拘束力。最后,就中间判决的救济而言,德国区分不同类别的中间判决,容许当事人对中间判决独立上诉或者同终局判决一并上诉。而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当事人不能对中间判决独立上诉,但可与终局判决一并上诉。第五部分:构建我国中间判决制度的设想。这部分结合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从中间判决的适用对象、启动、效力和救济途径方面,提出我国构建中间判决制度的初步设想。首先,考虑到保留我国判决适用实体问题的因素,我国的中间判决适用对象包括独立的攻击防御方法、请求原因和数额存在争议的情形。其次,为了避免法官滥用或者不当适用中间判决,依据法官对中间判决的启动是否有裁量权,区分法定中间判决和任意中间判决。中间判决的启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法官诉讼指挥问题,交由法官裁量决定。再次,中间判决不具有既判力。就限定撤销判决可能性方面,中间判决具有自缚力;就判决判断内容的通用力而言,在同一个诉讼程序内,中间判决具有羁束力,法院必须以中间判决主文所判断的内容为前提作出终局判决,而在一定范围的其他程序中,中间判决在终局判决确定后具有事实证明效力。最后,中间判决只能与终局判决一并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的方式获得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