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与《论语》、《孟子》、《大学》一起合称“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心理铸造影响极为深刻。从十六世纪中期《中庸》西译始发至今,辜鸿铭与理雅各的英译文本倍受推崇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辜氏译本与理氏译本孰优孰劣广有争议,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文化历史背景之中,为《中庸》英泽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从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三个方面就《中庸》辜氏译本与理氏译本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两个译本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辜鸿铭《中庸》译本打破了传教士、汉学家垄断制造中国的局面,是一次矫正和构建中国文化身份的积极尝试。事实证明,辜氏《中庸》译本四次重印,在西方广受好评,达到了让西方通过了解中国经典而认识中国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列强的文化霸权,具有反殖民精神。理雅各在西方开始殖民中国时期翻译《中庸》并非为了向西方世界传播儒家之道,而是想借此进行思想殖民。但我们不否认,理氏《中庸》译本采取异化策略,忠实原文,译风严谨,学术价值较高。值得指出的是,以往绝大多数《中庸》译本研究只是关注译本本身。后殖民翻译理论把译本置于更为广阔的空间,关注隐藏在译本变形和置换背后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权力运作。当然,后殖民翻译理论本身也存在缺陷。比如,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不能简单、随意地被界定为是殖民手段还是解殖民手段,必须同时考虑其他外部条件如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动机、尤其是翻译结果等。再如,以韦努蒂为代表的一些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反对译者隐身,主张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解殖民,这一观点也是不全面的。概言之,在后殖民翻译理论观照下进行《中庸》辜氏译本与理氏译本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儒经西译,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中国儒经西译的质量。同时,在当今中国已然成为世界文化输出大国的现实背景下,辜氏采取归化译法弘扬中华文化的做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