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迟子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们分别活跃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从两者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中国女性意识和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面临的困境。之所以选择将萧红和迟子建小说进行比较研究,除却两者的地缘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两者对客观事物有共同的关注点和表现主题,在审美情趣方面也有共通之处,论文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了萧红、迟子建小说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意义。论文主体从三方面对萧红、迟子建的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　　首先从两者小说所表现出的共同的地域文化特点切入,重点剖析两者的故园情结和她们所开创的文学意象。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都由一定的地域作为特定载体,黑土地承载的是苍茫雄劲、辽阔雄奇的地域文化。两位作家对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共同描绘主要从自然风物和民俗风情两方面体现出来。二者的小说往往从黑土地意象和冰雪严寒的天气特征着笔,描绘东北地区的自然风物,凸显小说人物生存的环境特征;从萨满教和民间式狂欢——扭秧歌等民俗风情来书写东北民众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精神状态。　　其次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两者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女性话语和写作姿态。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和迟子建以各自独特的个人体验和感知方式叙述了女性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态与成长历程,对两性关系和女性悲剧性命运两大命题进行了迥异的思考和解答,并分别在男权中心文化和女权主义文化语境下呼喊出或“悲凉”或“温情”的女性话语。萧红的“悲凉”话语源自作品中母性的缺失、父权的强势介入,致使女性最终面临无意义的死亡。迟子建的“温情”话语源自与萧红作品截然相反的叙述,即母性的回归、父权的消弭和女性艰难的成长历程。　　再次从两者对边缘群体的不同写照,解析她们深厚的人文关怀和时代意识。萧红和迟子建的边缘性写作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对于边缘人生的关注与书写。两者都不约而同的将创作的视线投射到边缘群体上,表现他们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并试图引起世人的关注,进而从主客体两方面改变边缘群体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不同的时代对边缘群体具有不同的界定,但不同时代的边缘群体又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如远离上层社会的关注视线、挣扎在生存线上、经历苦难等。萧红的关注对象是边缘群体基于物质层面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的形成因素主要是历史沉积的“惰力”,对边缘群体生存困境的叙述深刻展现了萧红对边缘群体寄予的人文关怀及其对现代性的反思。而迟子建所关注的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困境,进而指出现代人生存的焦虑感和现代文明的悖论,体现出作家深厚的宗教情怀和后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