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文代会开始,新中国文艺逐渐建立、形成了对文学生产各个环节加以统一规范、管理的“一元化”文艺体制,作为文艺主要传播形式之一的文艺期刊也被纳入到这一文艺体制管理之下。此时的文艺期刊名称单板、保守且缺乏文艺性,风格、内容也是千篇一律。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确立,使得文艺期刊获得了转变的机遇。在整个社会形势和几次期刊会议的推动下,文艺期刊的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首先是刊物名称上的变化,原有的刊物纷纷改名,更具艺术性。其次,刊物在文学观念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在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之下,创办“同人刊物”的问题也被摆到桌面上讨论。《收获》的创办就是借着这股风,被提上议程并顺利进入筹备阶段。但不久之后开始的“反右”运动给编辑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收获》还是于1957年7月24日创刊,主编为巴金、靳以。《收获》的创刊尚且艰难,之后的办刊也不顺利。随着局势的变化,一开始被作为“同人刊物”创办的《收获》面临了一次次的重压和危机,刊物的命运颇多曲折。到了1960年5月,《收获》遭到停刊,1964年初,又在上海复刊,但刊物才办了两年多,就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再次停刊,直到十三年之后才‘得以复刊。《收获》以繁荣国家文学事业,培养和扶持优秀作家为刊物的宗旨,为此开设了多个栏目,发表新老作家各种文学体裁的作品。从《收获》“十七年”间栏目设置情况来看,刊物最注重的是“长篇小说”栏目。第一阶段《收获》的“长篇小说”栏目成了刊物的“重头戏”,不仅在刊登频率及篇幅上占优势,很多部长篇还被作为头题推出。到了第二阶段,“长篇小说”栏目的重要地位有所削弱,不再是每期刊登,也没有一部长篇作品是头题。究其原因,先是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收获》对长篇小说的重视就显得不合时宜,长篇小说的写作较为费时,它的出产数量无法与诗歌、特写、短篇小说等相比,也不能像这些文类可以及时反映出正在发生着的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收获》因注重长篇小说而受到外间的不少批评,认为其很少刊登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到了第二阶段,《收获》更多受到上海方面的影响,柯庆施在“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提出时,特别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够多创作一些能够迅速反应社会现实、适合人民群众歌唱和演出的群众歌曲和短剧等文艺作品。为了刊物的生存,《收获》不得不有所妥协,削弱长篇小说的重要地位,加大短幅作品的刊登力度。但《收获》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还是把“长篇小说”栏目坚持了下来,一方面推动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生产,一方面提升了“十七年”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农村题材、革命战争题材这两种“十七年”文学长篇小说经典题材“经典”性的产生,某种程度正是《收获》长篇小说栏目“催生”和“优化”的结果。“十七年”中,农村题材小说在《收获》上刊登有9部之多,其中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续篇)》、浩然的《艳阳天》(第一卷)最能体现当时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收获》上刊登的篇数也不少,一共有8部,其中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成就最高。工业／城市题材小说在“十七年”的成就无法与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小说相比拟,但是《收获》对于工业题材还是相当重视的,共刊登了6部作品,尤以《上海的早晨》成就最高。在上述十七年文学的主要题材外,《收获》还刊登了一些其他题材小说,如《金色的群山》、《大甸风云》、《大学春秋》和《欧阳海之歌》。后两部在当时也颇具影响,但《欧阳海之歌》产生广泛的影响并不在于它的艺术成就,而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大学春秋》。总之,在《收获》上刊登的小说在语言文字、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十七年”期间,《收获》共刊登了二十八部长篇小说,为“十七年”文学贡献了多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推动了长篇小说的繁荣发展。其中很多作品在“十七年”中相当重要,几乎可以代表当时的最高成就。因此,“长篇小说”是《收获》最成功的栏目,体现了《收获》的特色和价值。《收获》“长篇小说”栏目的成功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新政权的巩固需要长篇小说的助力；其次,和平年代作家有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情和条件；最后,《收获》两位主编的自身魅力、独特的编辑理念等因素,也是“长篇小说”栏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些,对于当下文学期刊的办刊有着可值得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