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那里，全人类解放的愿景及其解放政治图式不是一种缥缈的“乌托邦”式幻想，而是启蒙以来实实在在地扎根于每一个人心中的现实愿望，而要实现这个愿望，人们就必须去付诸现实的奋斗，去反思和探寻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21世纪之交阿克塞尔·霍耐特“承认政治”的提出为什么会倍受世界的瞩目。这是因为他的提问叩开了多年以来人类无法实现解放政治的困惑之门，承认的提出给我们带来一种灵感和启示，从而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能继续坚持探索解放政治的征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耐特的承认政治就是何等的深邃高明，因为承认并不是他的发明，某种意义上，他的作用仅仅在于引出话题，与其所传承的长期被遮蔽的“承认流派”中的“巨人”相比，霍耐特立刻就被湮没在浩瀚的承认的理论叙事之中。　　 承认叙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黑格尔那里。以自由为基本目标的客观理性叙事是黑格尔关于解放政治的全部逻辑。在此基础上，黑格尔以历史理性展开了整个承认叙事。在耶拿时期，青年黑格尔出于对启蒙所倡导的主体性思路的深刻反思，在《耶拿手稿》中提出一种爱与斗争为核心的二元承认模式，同时穿插爱、劳动、契约三种承认关系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将承认关系视为观察社会的重要维度。由此，黑格尔推动了启蒙主体的“我”最终走向交互承认的“我们”。于是，主体的理性自由必须建立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人的解放就不仅仅意味着从神的统治下解脱出来，在为自然“立法”的过程中确立起来，而是通过承认的活动，建立起与他者之间的广泛关联，并在他者之中实现自身的存在。进入成熟期之后，黑格尔将承认的斗争模式贯彻到“主奴辩证法”的探讨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奴隶解放为突破口的承认政治。但在无尽的主奴冲突之中，黑格尔的承认叙事却陷入了一种“恶的循环”而无法自拔。　　 马克思正是看到了黑格尔承认叙事中这一最深层的矛盾而重新去定位解放政治。青年黑格尔只懂得用爱和国家去调和，而马克思则通过消灭主奴所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从而彻底地打破了这种恶的循环。因此，解放政治在马克思那里就表现为消灭阶级得以诞生条件的客观历史运动，而不是简单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高明之处。因此，解放政治仅仅追溯到黑格尔是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解放政治的历史叙事在马克思这里才真正地得以展开。接下来，马克思区分了解放政治的两种历史叙事，即革命叙事与承认叙事。承认叙事相对于革命叙事的暴力斗争，代表了一种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所以，解放政治是目标，而革命叙事与承认叙事只是两种实现目标的途径或手段，因此手段的使用必须建立在具体历史条件的基础上。由此看来，19世纪以来，革命叙事的彰显和承认叙事的遮蔽是适应历史条件的一种必然，但不幸的是，承认叙事被历史所压抑的客观现实，却被以往教条主义极大地误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承认叙事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具有认识论层面上的含义，也具有价值论层面上的意蕴。解放愿景所确立的“自由人联合体”构想在本质上是建立在承认的基础上。在“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所面对的联合体是一个个具有充分个性的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只有给予对方完全的承认和尊重，才能获得真实的人的交往，而联合起来的共同体是必然以承认每一个体的个性价值为前提。因此，在马克思的承认叙事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再对立，双方处于一种和谐的统一之中，同时，联合双方的关键中介就是承认的交往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承认叙事建基于劳动、社会关系、资本和联合体这四个范畴之上，从而型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承认学说体系。遗憾的是，马克思的整个承认体系，受到了启蒙主体性哲学以及20世纪革命史的双重遮蔽。　　 进入后马克思时代，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左派激进政治学（广义上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以马克思的“继承人”自居的各种左翼思潮）多年以来的发展确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并与时代的脉搏相融合，成就了今天左派政治在西方世界中的相对繁荣。他们将马克思的一些“活”的灵魂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中，对于破除苏联模式时期僵化的教条主义禁锢，为丰富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活力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在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正面对抗资本主义霸权在全球扩张的战场上，西方左派无疑是集体溃败和全面退却了，不仅在物质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上缴了械，而且在精神上丧失了话语霸权，于是在一片悲观主义情怀中，他们开始“曲线迂回”、转战“边缘”，收拾主流以外的“剩余”，把造反运动收缩在书斋里，试图在思想上谋划文化的反击。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告别革命走向“审美解放”，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视界，再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最后到今天霍耐特等人的承认政治的文化转向，我们可以从西方左派的承认叙事中读出困惑、无奈与内心的不甘。　　 相对于西方左派的“伪”激进和消极的文化转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由于革命成功的语境注定了在承认叙事的反思上与其具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必须指出西方左派所提出的承认政治却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回到马克思与时代发展现实相结合的新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承认叙事的提出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理论需要梳理和反思，现实需要警醒和勇气。在继承马克思的解放政治和承认叙事中“活”的精神之时，我们应当充分汲取西方左派的长处，抵制僵化的教条，学会科学、历史、灵活地反思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同时在开展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时，充分吸取西方左派的教训，辨明他们自身立场的摇摆、漂移和游离，对于其中丧失党性、放弃立场、抛弃实践的内核予以坚决地抵制和彻底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深入马克思意义上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以全面积极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战场，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和时代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科学地践行解放政治的承认叙事，建设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给西方左派的消极误导予以正面的强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