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这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所阐明的主旨。 经济的发展与增长源于效率，而效率的提高又归因于技术与制度。企业的制度效率最终要体现在经营效率上，经营效率的高低与企业治理机制密切相关。 本文试从历史学的视角，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日本公司治理模式。通过层层分析，力图反映此种制度与效率的反馈作用，以及分析环境的变化与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互动，从而更加透彻地理解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内涵与变迁。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在二战前，日本开始大量地建立“株式会社”，但一般都是采取财阀的形式。在战时的统制经济体制下，银企关系已开始建立，却未发挥作用。战后，日本的经济民主化改革，为日本公司治理所有权形式莫定了基础.此外，日本独特的文化亦有利于日本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建立。 第二部分:系论文的重点。主要剖析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内部结构:所有权结构、最高层权力安排、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以及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特征。 所有权结构分为两个方面:法人相互持股和主银行制.分析相互持股的形式与存在的必然性，对主银行在概念上进行了厘定，以及阐述银企关系的互动。 最高层权力安排:三会一经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经理层)。分析“三会”在日本公司治理模式权力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日本是高级经理层“选举”董事、监事，而股东大会流于形式. 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主要表现为:一是主银行形成的监替作用;二是精神性激励与“隐性收入”的刺激;三是总经理会对高级经营者的软约束。 第三部分:分析日本公司治理模式中所有权结构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影响，即相互持股与主银行制对日本经济产生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第四部分:分析日本公司治理模式的走向与改革趋势.环境的变化要求把日本公司治理模式中的合理部分与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对日本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改造，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使制度能真正地促进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