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吟”这一唐代诗歌创作现象的研究现状大致有三点缺憾：首先是定位的简单化。历来研究侧重于对个别诗人的研究，且多将“苦吟”归为某一个或某几个诗人的创作特点厕且注重诗人们生活时代的一致以及相互间的酬唱往来，以此来作为归纳研究的根据，因此不能对此创作现象作出更为宏观的把握。其次是观照的浅表化。对苦吟诗人的研究多从性格、生平等入手，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对其创作缺乏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再次是评价上的偏颇。几种文学史中对苦吟诗人的评价都偏低，很多研究也持批评态度。批评态度主要有四种倾向：意识形态倾向；唯题材倾向；儒家思想倾向；唯形式倾向。对整体的创作实践具有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 本文对“苦吟”的内涵进行了新的界定。“苦”在美学上的含义是展现一种生命的况味，它是生命之苦厄作之苦，苦吟诗人追求的就是“苦”带来的美，“苦”在这里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因此，“苦吟”具有美学意味。它不只是一个流派、一群人或几个人的创作风格，也不只是一种创作方式，它是一种美学倾向。对它的研究除了从创作风格、方式等表象进行分析外，更应该从美学的角度进行纵深的拓展。 本文选取了孟郊、贾岛、姚合、李贺、杜荀鹤等五位诗人，跨越历史分期，从历时性角度做了一个创作论意义上的归类，将他们作为唐代诗歌创作苦吟现象的主流诗人进行研究。孟郊等人虽然并不是都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历来都从不同层面上被定位为“苦吟”；对于本文来说，他们的诗作都较充分地反映了上述界定的苦吟内涵，而且创作数量与影响也较大，因此将他们作为苦吟现象主流诗人来研究是合适的。而各方面都较他们逊色的刘叉、马异等人本文从略。 本文认为苦吟创作现象的主体具有独特性。首先是生存状态的独特，总的来说表现为边缘生存状态和个性的另类。边缘生存状态主要缘于他们的仕途之穷、财富之穷和环境之穷，这些穷境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边缘人，也使“苦”成为他们生存状态的内核。个性的另类主要表现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对自我价值的高度肯定。这样的个性使他们深陷穷境之中但又不肯改变自我迎合现实，而是潜心在“苦”中寻求美和生存的意义。其次是人生态度的独特，主要表现在漠视现实和走向极端。他们漠视现实，这实际上是对儒家人世精神的一种被迫性消解，是他们人世愿望无 且法实现、自我价值得不到社会承认之后采取的无奈的自我封闭；他们固执于人生状态的单面性，并由此走向极端，努力超越伦理人生，追求审美人生，选择诗歌作为逃避生存荒谬之痛苦的手段，全身心投人诗歌创作，在走向极端中实现了以艺术为至高生存方式的最完满的存在。 独特的创作主体有着独特的美学追求。首先是生命向诗的投射，生命的穷境成全了他们诗歌创作的成就；以生命为诗，生命的苦难使诗“穷而后工”。其次是诗向内心的生成，对抗艺术传统，即对儒家载道艺术观的消解，通过创作返回自我，观照内在世界，展现精神本体，由此背弃了重视社会功用的儒家文艺观。再次是诗歌意象的怪诞，是对传统诗歌意象的背离，用“以丑为美”的创作实践冲击“兴象玲珑”的传统诗美标准，从而在以“优美”为雅正的传统审美规范之外开拓一种新的审美诣趣。苦吟诗人对传统美学观念的背离体现了一种现代主义精神。 本文对苦吟诗人的创作进行了新的评价。最值得重视和肯定的，就是苦吟诗人以诗歌为载体，将审美目光聚焦于自身的精神本体，表现了一种直抵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精神，这样的创作精神远远超越了传统诗人。从具体表现上讲，首先是强烈的生命意识。把对生命的认识和体会借助诗渲泄出来，诗成为生命的外化物；其次是自觉的艺术追求。放下功利之心，为诗而作诗，做纯粹诗本体的探索，同时又保持着创作态度与方式的高度严肃认真。苦吟诗人的创作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和历史价值在诗歌史上应当享有一定的地位。 总之，本文在了解了苦吟诗歌创作现象的研究现状之后，对其内涵和外延作了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创作主体的独特性及其美学追求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最后对苦吟诗人的创作给予了重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