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西欧和北美的女性主义和其它抗议运动开始蓬勃发展。性别的含义逐步得到完善，不再局限于两性生理上的差别。作为一种犀利的社会文化批评话语，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包括翻译。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也就是说，语言是决定权利和身份的关键。西方女性主义意识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注定流离失所，精神无所归依。翻译作为沟通两种语言的媒介，为女性主义者重建精神家园提供了一个平台。女性主义翻译通过揭示和颠覆隐藏在社会文化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即翻译与女性的双重歧视，建构女性意识的话语，尝试为女性和翻译重新定位，因此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尽管如此，当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首次传到中国时，中国女性翻译工作者对此反应冷淡。直到本世纪初，女性主义才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并在翻译专家学者中激起不断高涨的研究热情。然而，尽管中西方民族有着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中国女性翻译家特有的个性特点，中国的女性主义朝着和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道路发展。大部分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只是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介绍到中国，但是并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研究，也没有给予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阐释。一些激进的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在中国女性译者当中得不到广泛认可。相反，那些具有性别意识的中国女性译者对翻译中带有传统性别歧视的语言持有更加适度、温和的态度。此外，她们的研究仅限于学术领域，不带有任何政治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会在其翻译实践中体现出来。因此，在女性身份，所处的社会、文化、家庭背景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下，在翻译过程中张玲也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出她的思想。本文主要从女性主义视角对张玲的四篇译作，《牧师情史》(1983)，《傲慢与偏见》(1993)，《呼啸山庄》(1999)和《孤寂深渊》(2004)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思想和策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张玲的女性干涉主义进行讨论：第一，对张玲的社会、文化和家庭背景进行宏观研究；第二，她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第三，她所采取的具体翻译策略。　　 围绕着张玲的女性干涉主义这一中心，本文分为五个章节和一个结论。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借助文献综述主要讨论了中西方对性别与翻的研究情况。第三章通过背景研究体现出张玲追求自由、平等的女性主义思想。第四章主要证明了张玲对文本的选择是有意识的女性干涉主义。第五章通过例举实例，从前言、脚注、译者署名、附加介绍和增补五个方面对张玲的干涉主义策略进行分析。　　 本文认为张玲运用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她所采取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并不像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家那么激进。张玲所运用的灵活的翻译策略，不仅有利于体现译者主体性，而且避免译者陷入两难境地，另外还大大提高了译者地位。此外，本文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张玲译作进行了详细研究，对国内其他相关研究有所帮助。最后，本文作者认为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不应该局限于理论研究，应当加强对中国女性翻译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以便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