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重大建设工程在提高城市承载能力、发展社会可持续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重大建设工程的规划和建设是区域经济投资的切入点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点,但其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潜在爆发点。在我国由重大建设工程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呈日益上升趋势,这不是其建设发展的初衷。因此,如何有效提高重大建设工程公众接受度,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新矛盾和新问题。现阶段,有关工程接受度的研究较为丰富,但目前研究多为单案例研究,少有学者将不同类型建设工程进行对比分析,特别是基于公众感知效益和感知风险的权衡视角研究相对缺乏。本文选取武汉市GS变电站和地铁N号线二期工程作为对比案例。通过分层抽样法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采集影响范围内工程影响和公众接受度数据;在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假设检验基础上,结合社会认知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方法,建立重大建设工程公众接受度影响因素模型;基于实证研究探讨了公众接受度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的差异,提出改善公众接受的策略,以期为优化完善重大建设工程的政府决策机制提供政策支持。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结构方程模型,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了重大建设工程公众接受度数据,探究了各观测变量和4个潜变量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变电站工程和地铁工程的公众接受度存在显著差异,公众更倾向于接受外部效益较大的地铁工程,对潜在外部风险较大的变电站工程,公众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反对情绪;（2）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因素包括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推动力两个维度,内在驱动力主要为自我效能和感知效益-风险因素,外在推动力主要为社会环境因素;（3）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自我效能对变电站工程接受度无直接影响,但对地铁工程接受度有显著直接影响,而社会环境对公众接受程度同时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4）感知效益-风险可作为自我效能和社会环境的中介变量因子影响公众接受度。本研究可为政府进行有效沟通、风险预警模型构建和社会矛盾的防范化解提供有益建议,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工程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