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新时期制度创新的帷幕。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这些成就的取得，制度创新的作用功不可没。客观地讲，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看是成功的，但囿于人的有限理性以及其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制度变革和创新也产生了一些难以预测的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实践表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制度变革和创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借助产权、制度变迁、国家等理论工具，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变迁为主要脉络，基于制度创新的视角，运用制度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认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效显著，但仍未达到预期目标，这除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济发展难以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外，还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有关。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相应的经济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许多制度形同虚设，“仪式化”特征显著，充分暴露了我国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创新方面推进滞后的问题。本文归纳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关于制度及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理论，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运行情况，指出了通过制度创新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继而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和制约因素。接着，本文从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的制度根源，指出市场主体不够健全、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市场竞争机制失灵以及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滞后等因素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而现有经济体制无力解决政府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预算软约束和资源软约束问题，领导干部的晋升激励机制、财政分权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等制度、机制相互作用，加剧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扩张。本文还重点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约问题，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经济制度与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分析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等级观念、服从意识、重人治、轻法治等内核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并认为制度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将移植来的制度进行适应性创新，实现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的融合。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以温州模式为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增长乃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对温州模式盛极而“衰”的过程研究，指出制度创新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制度运行环境的变化，制度创新的绩效呈衰减之势难以避免，唯有启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方能保持已有的领先优势。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和实现途径。在政策层面上，本文认为今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继续深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正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非正式制度创新，加快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文化建设步伐。在实现途径和推进策略层面，一是要逐渐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行为，减少行政审批，着力加强市场经济的自治能力建设。二是要加快我国自主创新战略的推进步伐，重点加强促进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文化氛围以及制度环境建设。三是在非正式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指引导向作用，减少制度创新的意识形态成本；重点加强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充分发挥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创新的支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