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一直倍受学者们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隐喻狂热(束定芳,2000:1)。相比之下,转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理论将隐喻和转喻视为修饰话语的工具。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标志着隐喻和转喻研究的认知转向。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认知角度对隐喻和转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综观这些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学者更多地侧重于个案研究。此外,学者们围绕着隐喻和转喻是二分的还是构成一个两极的连续体进行了不少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和转喻来源于人们的身体和生活经验。火与人们的身体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火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火的认识,这些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民族的认知模式。因此对比分析英汉“火”的隐喻和转喻能具体且有代表性地揭示英汉民族的认知取向和思维模式的差异。本研究首先分别搜集并分析了2000个含fire/fiery的句子和2000个含“火”的句子。我们发现其中隐喻或转喻句子共有803个,非隐喻或非转喻句子共有3197个。具体而言,含fire/fiery隐喻或转喻的句子共有386个,含“火”隐喻或转喻的句子共有417个。有些句子既可以被认为含有隐喻也可以被认为含有转喻,同时有些句子还可以被认为含有不同的隐喻投射。再者一个句子是否具有隐喻或者转喻意义有时还依赖于一定的语境。然后我们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系统地对比分析了英汉“火”的隐喻和转喻,补充说明了隐喻和转喻的关系,并对英汉“火”的隐喻和转喻之异同及其原因做了深入的阐释。通过对英汉“火”的隐喻和转喻所作的深入分析,本文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英汉“火”的隐喻和转喻存在“同异并存”的现象。具体而言,汉语“火”的隐喻投射有24个目标域,转喻投射有5个目标域;英语FIRE的隐喻投射有23个目标域,转喻投射有3个目标域。其中“火”和FIRE共享了21个隐喻目标域以及3个转喻目标域。2.隐喻和转喻都是人们重要的认知工具,它们都来源于人们的身体和生活经验。转喻是一种比隐喻更基本的认知方式,而隐喻却比转喻更广泛地被运用;转喻和隐喻不是二分的,而是构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3.英汉两个民族基于相同的身体和生活经验,形成了大体相同的有关“火”的隐喻和转喻,但不同的生活环境、哲学思想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使两个民族产生了不同的“火”的隐喻和转喻。比如英语民族生活在相对艰辛的生活环境下,更多地认识到火的危害性,而汉民族生活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除了认识到火的危害性以外,还能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去欣赏火。又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五行说使中国人对火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隐喻。总之,这些研究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人类的认识来源于身体和生活经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认知语言学领域内的隐喻和转喻研究,揭示了英汉两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差异,探询了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对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有一定的意义。由于笔者的知识和文章篇幅有限,文章的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但毕竟是笔者学术研究中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在此基础上笔者发现了更多可以继续拓展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