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和参与被认为是开放政府的应有之义,是良好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政府透明度指与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和结果相关信息的可获得性。人们普遍相信政府信息透明有助于改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沟通,促进公民参与,是提升政府的合法性,改善政府政策制定的质量,遏制腐败的非常有效的行政改革策略。因此,自2006年以来,国际知情权（Rights to Know）运动发展迅猛,席卷全球。到目前为止80多个国家和地区颁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中国也于2007年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虽然更高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往往被认为是相伴而生的,但是在现有的理论文献两者的关系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在实证研究中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在大量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借助赫希曼“呼吁-退出”机制作为理论基础,并引入外部政治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借助专业统计软件SPSS工具的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外部政治效能感在透明度感知与制度性参与方式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但在透明度感知与非制度性参与方式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2）透明度感知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与参与行为的发起方有关。透明度感知提高确实会激发公民自发的参与行为,如讨论政治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等,而对于由政府主导的参与行为,透明度感知则不存在显著影响。（3）提高透明度感知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会导致线上/线下集体性维权行动的发生。这可能是因为信息公开会暴露政府存在的问题,激化不同公民间、政府与公民间的紧张关系。（4）外部政治效能感在促进公民进行制度性参与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对非制度性参与则有明显的抑制作用。（5）外部政治效能感仅在透明度感知和参加罢工/静坐/示威/游行等行动之间起中介作用,透明度感知提高弱化了公民的外部政治效能感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公民选择非制度性参与方式。研究结论揭示了我国目前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如政府回应性不足、制度性参与渠道不能满足需求、非政府组织的缺失等。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政府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促进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