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扬州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驰名中外的国际港口。唐代扬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就了它无与伦比的交通优势。扬州“襟江”、“控河(大运河’)”、“距海”,三位一体,决定了它在长江、运河和海上航运的领先地位。扬州的南郊就是长江,俗称扬子江,有扬子津和瓜洲渡这两个要津,沟通大江南北,会聚各地舟船,既有浩浩荡荡的漕船队,也有不绝如缕的商船、客船。瓜洲渡、扬子津人来人往,通行量大,也是重要的邮传场所。隋炀帝主持开凿了南北运河,联接起中原和江南地区,而扬州恰好处于运河与长江交汇处,成控扼之势。运河贯穿城市,自城东北茱萸湾流入,城南郊瓜洲渡流出,这对扬州交通、经济、政治等的发展意义深远。唐代扬州近海,海潮曾经能够灌入城内官河。扬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著名的港口,有很多来自日本、新罗及波斯、大食的使节、商旅和僧人,在扬州登岸或居留。唐代的扬州“商旅往来,船乘不绝”,商旅中“商”居其一,以文人为主的“旅”则占了另半壁江山。文人在扬州的行旅,是唐代扬州诗歌创作的根本条件。唐代在扬州行旅的诗人主要有漫游、宦游和寓游三种诗人。唐代文人有漫游的风尚,而漫游的大趋势是白北而南,漫游的范围主要是在江南。漫游江南,“吴越要冲”扬州是必经之地。初唐以来,在扬州漫游的诗人,除了卢照邻、刘希夷,孟浩然、祖咏、刘脊虚、李白、崔颢等,还有许多不甚知名的青年士子,他们多为没有功名的布衣；另外,漫游者中还有一些方外诗人。中唐以来,在扬州行旅的多为宦游诗人,包括扬州的地方官诗人,过路的贬谪诗人,和下第省亲的文人(因为“宦学”也属于“宦游”,所以包括在内。李端《送魏广下第归扬州宁亲》诗云：“游宦今空返,浮淮雁秋。”)。第三种行旅诗人就是寓游诗人。他们和漫游、宦游诗人相比,是最经常往来于扬州的。他们和漫游诗人都是没有名位的,但和后者不同。诗人在扬州寓游的情况,主要有流亡、游谒这两种,实质却是相同的：谋生。唐代诗人在扬州的行旅所产后的直接的成果就是行旅诗。除此之外,还有送别诗等。行旅诗和送别、留别诗,经笔者统计,约占全部扬州诗歌的三分之一。扬子津、瓜洲渡,是不少旅宦于大江南北和上、下游的士人的必由之路,为世人所熟知,也催生了一篇又一篇出色的“江行诗”。唐代扬州的江行诗,经初盛唐的刘希夷、孟浩然、李白、刘脊虚、工昌龄、祖咏,中晚唐的韦应物、李端、权德舆、刘禹锡、李绅、许浑、张祜等诗人的不断开拓,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其对长江(扬子江)之美的发抉,也值得一书。隋堤和隋柳,是沿运河(汴河)南下扬州的征途中为行人所难以忘怀的标志物。因为是隋开河时所筑,所以叫隋堤,堤上柳所以叫隋柳。因为隋炀帝和扬州的关系,扬州一带的隋堤、隋柳也最受瞩目。自初唐至唐末,三百年来,王泠然、李益、白居易、许浑、张祜、李商隐、杜牧、汪遵、许棠、罗隐、皮日休、李山甫、秦韬玉、吴融等,更是不断地为汴堤和隋柳题咏,留下了一二十篇传诵久远的佳作。隋堤柳也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诗歌意象,被附着上特别的历史寓意,固然体现了《诗经》以来的美刺传统,但这和中唐以降的国势衰微以及士人普遍的悲观情绪,也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