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国际货币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原先的建立在双挂钩原则基础上的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在日益扩大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下趋于崩溃，全球的汇率制度安排由固定汇率制占一统的局面转向各种汇率制度百花齐放的格局，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可调整钉住汇率制于是出现了两个极端的变体：浮动汇率制或一劳永逸地钉住固定货币汇率制（埃森格林，2014）”。这样的转变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自主选择其汇率制度。由于汇率制度对产出、价格水平、贸易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有着重要影响，一国在选择汇率制度时必然会慎重考虑各种因素。在这其中，资本流动无疑是最重要的之一。尽管其重要性有目共睹，但资本流动究竟会如何影响汇率制度安排呢？学界对此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学术界对于这一话题的讨论，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未曾中断。迄今为止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早期的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流动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Mundell，1963；Eichengreen，1994；Obstfeld，1995）。这一观点背后的机制是著名的“三元悖论”。具体而言，一个国家只能在固定汇率制度、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间三者取其二。由于货币政策独立对多数国家而言十分重要，不可能被放弃，所以当面对较高的资本流动水平时，一国只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尽管上述观点得到了众多经验研究的证实（Edwards，1996；Bernhard和 Leblang，1999；Poirson，2001；Broz，2002；Shambaugh，2004；Von Hagen和Zhou，2007；Levy-Yeyati等，2010；李凤城，2003；马欣原，2004；刘晓辉等，2015），但是近年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在学界悄然兴起。　　新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流动水平越高，反而会实行更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Eichengreen，1994；Obstfeld，1995；Levy-Yeyati等，2010）。其背后的机制主要有二。其一，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程度越高，那么该国越应与这些国家结成一个货币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二，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货币错配的现象，当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后，如果采取浮动汇率制，一旦汇率大幅贬值，就会加剧一国的外债负担。因此，为了避免可能的外债负担加重，这些资本流动水平很高的国家反而会尽力保持汇率的稳定。新观点同样得到了不少经验证据的支持（Holden等，1979；Savvides，1990；Frieden等，2000；Markiewicz，2006；Carmignani等，2008；Gü?lü，2008；Levy-Yeyati等，2010；Bearce和Hallerberg，2011）。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部分经验研究得出了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影响是中性的结论，也就是说，资本流动水平的高低不会使一国更倾向于浮动汇率制或者固定汇率制（Juhn和Mauro，2002；Hossain，2009）。　　就经验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言，除了由样本、变量的衡量方法和计量模型等不同带来的结论的差异外，我们认为单纯地从总体上衡量资本流动水平，而不做更细致的划分，也是导致结论差异的重要原因，这种笼统的衡量方法甚至会遗漏一些重要信息进而忽略了某些结论。正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标准对资本流动进行了三种细分：一是从资本与金融账户设置的角度，分为FDI资本流动，组合投资资本流动和其他资本流动；二是根据金融工具的到期时间，分为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资本流动；三是根据资本的所有权性质，分为债务资本流动和权益资本流动。我们以全球162个经济体（1974—2010年）为样本，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实证分析中，我们同时采用二值probit和二值logit模型，并使用包括IMF分类法、RR分类法在内的4种汇率制度分类方法。为了防止内生性问题和异方差问题，我们对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同时在估计中采用稳健标准误。首先，我们考察了总体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然后，我们考察根据三种标准细分的7类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这里我们采用IMF分类法测度汇率制度，并选择probit模型进行经验估计。最后，我们对主体部分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包括更换汇率制度分类方法以及改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等　　本文的研究发现，组合投资资本、短期资本和权益资本这三种类型的资本的流动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和“三元悖论”框架下的理论观点一致。而其余四种类型的资本流动则对汇率制度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本文随后进行的多种稳健性检验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由此可知，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不同的，如果将它们加总起来，只考察总体资本流动的影响，结论很可能是不显著的或者多变的，这也正是导致之前的诸多研究的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对于这样的实证结果，本文也给出了解释。组合投资资本、短期资本和权益资本属于期限短、灵活性高且流动频繁迅速的资本，这符合“三元悖论”中界定的资本，所以会按照此观点下的机制影响汇率制度选择。其余四种资本因为不符合这些特征，故不会对汇率制度产生上述影响，同时又因为实践中各国大多遵循“三元悖论”的框架来进行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制度间的搭配选择，所以其余的四种资本即使存在按照其他方式影响汇率制度的可能，也并没有在决策时被考虑到，所以从事后角度看，它们并未对汇率制度选择产生影响。　　为了确认我们的解释，本文进一步抽取三类资本所共有的灵活性高的部分，即组合权益资本，考察它的流动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所有情形下，其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也就是说，组合权益资本流动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可能选择浮动汇率制。由此我们进一步证实了之前的解释：只有灵活性高的资本才能够频繁进出一国的金融市场，对汇率造成冲击，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迫使一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本文的研究对中国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首先，对于国际资本流动，不仅要关注总量变动，还要注意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动。其次，由于短期、灵活且能够频繁迅速进出一国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会对一国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操作造成显著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类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最后，未来我国的资本账户将进一步开放，意味着我国将面临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此背景下，一些观点认为，我国必须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适应资本流动水平提升的要求。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类型的资本流动都会对汇率制度产生同样的影响，只有灵活性高的资本流动才会如“三元悖论”中所述的那样，促使一国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的影响大多是中性的。这就意味着，在汇率市场化条件尚不够成熟的时候，即使想要维系固定汇率制度，也不需要对资本账户进行完全的管制，而是可以先放开那些对汇率制度不会造成影响的资本，允许其自由流动。在各项条件成熟后，再放开那些灵活性高，能够频繁冲击汇率水平的资本。本文的这一观点也是和近年来我国先开放FDI账户，再稳步推进证券投资账户开放的实践相一致的。　　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既有研究做了扩展。首先，对那些探讨总体资本流动如何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文章中产生的分歧进行了再一次的检验，并做出了回答。其次，根据不同标准对资本流动进行了细分，并实证考察了它们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再次，根据“三元悖论”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并深化了对“三元悖论”的认识，这同时也可以视作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本文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未来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研究证据。　　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资本流动对于汇率水平的冲击，进而对汇率制度选择产生的影响，可能与一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有关，但考虑到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分类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忽略货币政策框架的差异，而统一默认为各个国家都追求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次，我们的研究重点考察的是资本流动以及分类资本流动对汇率制度的影响，而反过来一国在选定了汇率制度后，是否会对该国的资本流动水平产生影响，则并不在本文的考察范畴之内。上述不足之处有待于作者及学界同仁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