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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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各国家（地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且于中国出口的影响日益重要。孔子学院通过形式多样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减小中外文化差异，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这使得在研究文化交融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时只使用“孔子学院数量”或“孔子学院是否建立”稍显片面。同时，研究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效果对孔子学院可持续性发展，检验文化交融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验证“民心相通”与“贸易畅通”互动关系均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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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各国家（地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且于中国出口的影响日益重要。孔子学院通过形式多样的跨文化传播行为减小中外文化差异，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这使得在研究文化交融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时只使用“孔子学院数量”或“孔子学院是否建立”稍显片面。同时，研究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效果对孔子学院可持续性发展，检验文化交融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以及验证“民心相通”与“贸易畅通”互动关系均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研究内容：本文评述了国际经济学、跨文化传播学、应用经济学以及语言经济学对孔子学院与国际经贸往来的研究；基于2012-2016年孔子学院大会内部《交流材料》手工整理的数据，自主构建了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综合指数且用其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文化交融水平；通过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法和高维固定效应方法，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地区）“总体-商品分类-行业”3个层面的出口数据，估计了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水平快速提升且内部差异较大；文化交融显著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出口，结论在“总体-商品分类-行业”3个层面均得到了验证；文化交融的贸易促进效应具有异质性，会因进口国所处板块、“一带”或“一路”政策、商品分类和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考虑控制变量测度方法、样本期选择、人口和汇率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本文建议：为了在扩大出口的同时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孔子学院应增“量”提“质”，注重自身可持续性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各种距离内部差异较大，在选择贸易伙伴时要关注对方的经济规模、贸易自由化水平、是否属于地方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地区）出口应注重进口国的产品需求、自身比较优势和出口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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