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保存我国历史根基、彰显中华文明血脉的重要源泉,司法助力文物保护工作,严厉打击文物犯罪义不容辞。公安部专项行动,最高法、最高检相继出台各类实施细则,在源头防止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犯罪行为破坏文物,导致文物流失。但是司法部门实施各类专项行动的总抓手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相关文物犯罪的罪名,对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因此,从实证分析的视角深入研究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立足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在法益保护理论范围内的犯罪客体只针对国家对文物的管理制度,无论其是否对文物所有权有所企图,制度本身蕴含着对所有权的划分,单独讨论则会增加实务操作的复杂性;基于此,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无涉财产类规定,即无非法占有目的存在空间,并不是其目的中并不含有,而是不作为入罪门槛,且在文物管理制度下,间接故意中的放任也会使文物受到破坏进而侵害法益;犯罪对象中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确定不再以时间为轴,连同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判断交由专业鉴定机构进行,但这无异于将该罪惩罚犯罪的判断权交由非司法机关,同时鉴定机构的地区差异也使该类案件呈现出地区化差异;加重情节中“多次”不应以实际盗掘的次数,也不应片面的以盗掘墓葬的数量一刀切,应根据涉案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性质和特点具体分析才能客观评价犯罪行为;由于该罪涉及行为时间点较前,但法定刑幅度大,与刑法中其他罪名有竞合或牵连关系,因此区分二者亦是罪刑法定之体现。在犯罪对象方面,规范鉴定机构属性及鉴定标准有助于使之更专业化;对于侦查难点,应当构建信息共享的数据平台,完善情报信息,同时强化公安机关与文物保护机关的多方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