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的问世激起后人对严复在《译例言》中所提的所谓的“信、达、雅”翻译标准的百年之争，而译者所为却遭到冷遇。 翻译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究其本质乃是一种有目的通过修辞得到实现的社会文化活动。一定的修辞形势激发了译者的修辞意图：把一个文本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又决定了译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因此翻译首先应是译者对一定修辞形势的回应，及对此修辞形势的操纵，《天演论》也不例外，它的意义不在于其产生了所谓的标准，而在于展示了严复作为一个伟大的译者和修辞者是如何回应面临的修辞形势，选用有效的原材料，确定具有施事能力的受众及操纵合适的策略达到其翻译目。 在民族危难时刻，急需一种新的学说作为改革变法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严复响应此修辞急缺，把赫胥尼的“与天争胜”的积极思想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完美结合起来，警告国人变法自强。严复的修辞目的和面临的修辞形势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使用。在儒家意识形态占中心地位的语境中，严复为了使其受众士大夫阶级及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先进思想，通过改变人称、行文风格、主题、文本格式和换例等把赫胥尼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包装成中国人的《天演论》。并通过增加按语、实例，补充说明，省略不利主题的内容等策略把进化论改造成激励国人进行改革变法自强保种的理论基础。为推广《天演论》，严复借助桐城派大师吴汝伦之力进一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严复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伟大的译者和修辞者的风范。严复的翻译实践启发我们不论是进行翻译实践还是研究都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译有所为，好的译者也应是娴熟的修辞者，能自觉应特定的目标语境之需，确定某种目的及目标受众，运用策略产生最有效的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