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考古材料以实践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对鲁北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材料的分析,从陶器生产、聚落分布和墓葬制度等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比较鲁北地区商周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的再生产过程；借助现代政治学中常用的理论模型——央地关系模型(core/periphery relation model),探讨商周鲁北社会组织存在的异同,社会变迁过程具有的基本特点及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够还原商周时期鲁北地区社会组织的变迁过程。如何重新定位考古学研究中的社会变迁问题是本文理论框架中核心问题。通过反思文化进化理论的理论流变,还原社会变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建构过程。文化进化理论为解释社会变迁提供了极为有效的理论框架：不但将人类社会置于“变化”中,还为解释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式和动力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文化进化理论本身存在的理论缺陷,特别是其单线式“进步性”(progressive)的发展观点,阻碍考古学家解释国家产生之后人类社会所继续经历的社会变迁过程。通过引入实践理论(a Theory of Practice),将社会组织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偏移现象同社会变迁概念结合在一起。社会变迁不再仅仅理解为状态之间的变化,而可以通过社会组织中存在的变化来解释社会变迁。实践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结构化过程,结构并非只为静态的特定形式,而是社会系统的重要属性,并内嵌在以时空为基础的实践再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生变化。社会变迁不但可以体现为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新制度出现与发展,且在稳定的状态下可再反复出现的状态。陶器作为古代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生活用具,在人类社会再生产过程具有重要作用。尽管商周时期陶器的社会意义和重要性,与新石器时代特别是龙山时期相比已大为降低,但陶器特别是陶鬲,在商周社会系统中仍是最为重要、最为普遍的生活用具。陶鬲一直存在于商周社会发展过程中,其变化过程和规律也是所有商周陶器研究中展开最为细致研究的器物之一。尽管陶鬲在商周等不同社会组织条件下使用的功能和方式,即社会情境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商式鬲和周式鬲的制作方式变化,该制作方式的变化与社会组织的再生产过程的关系如何,将是解释商周社会变迁的重要证据之一。按照目前的研究模型,通过测量陶器的数据可以用来解释特定社会条件下陶器生产、交换和流通过程中涉及的生产组织及其特征,更有助于探讨社会组织内陶器制作的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通过比较聚落和聚落群中的陶器,可看出晚商时期鲁北地区的社会组织中陶器的标准化程度极高,且不同遗址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这说明晚商聚落可能采用了大规模、集中化、高密度的组织化生产模式；商末周初时期的聚落中陶器的标准化程度明显降低,且不同聚落之间的相关性程度极低,不同聚落之间陶器生产的本地化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表明该时期陶器生产是由不同聚落内按照自身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即组织内生产模式：西周中期之后,随着明显的陶器周式化过程,陶器标准化程度有所提升,不同聚落之间相关性提高,说明陶器生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组织化生产模式。将陶器生产置于鲁北商周聚落之中,可进一步讨论商周时期社会组织陶器标准化程度同地方社会组织的变迁过程之关联性问题。将鲁北商周陶器生产组织置于聚落与聚落群的层面之上,可以理解商周时期陶器生产模式的转变,对于鲁北地区的社会组织在商周时期的社会变迁过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由于商文化的陶器生产采用了组织化生产模式,其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较高,生产组织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社会网络在不同组织内流动,且产品也通过社会网络分配到不同社会组织内部,也就不难理解鲁北地区商文化聚落自中商时期已经发展处一定程度聚落群,并到晚商时期在鲁北地区存在诸多大型的聚落群遗址。组织化生产模式依赖的社会网络一旦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必然导致社会组织的实践的再生产过程出现断裂。换句话说,西周初期至中期,周人通过在原商人聚落群中不断建立小型聚落,以此作为瓦解原有社会组织的主要策略。将仪式化(ritualization)概念作为墓葬研究的出发点,认为墓葬中陶器存在于一个特定的“仪式化”情景之内,使其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通过比较商周墓葬中发现的陶鬲,特别是“仿铜鬲”的标准化分析,商周墓葬中陶鬲的制作、生产和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晚商鲁北地区墓葬中陶鬲的数据同遗址发现陶鬲的标准化程度相似,其制作工艺和过程也没有明显区别,甚至不同规则墓葬中陶鬲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差异性,说明晚商时期墓葬中陶鬲有可能通过墓葬“仪式化”过程赋予其特定社会意义;而西周墓葬陶鬲相较于遗址中的陶鬲具有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且墓葬中陶鬲制作工艺和尺寸明显不同与聚落中发现的陶鬲,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陶鬲的生产过程已经具有“仪式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