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发端于九十年代后期互联网的普及,且集中于公法保护。2017年3月15日通过的《民法总则》第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开启了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阶段。然而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且未明确个人信息究竟为法益还是权利，导致个人信息侵权纠纷发生时当事人要借助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主张诉权，司法机关在判定侵权行为时标准模糊。
　　文章在将个人信息权与个人信息法益同时作为私法保护客体的前提下，改变对于个人信息纯粹的传统学理研究思路，秉持司法中心主义立场，从司法认定的角度另辟蹊径，以个人信息权益纠纷的21个典型案例入手，以更好地甄别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姓名、名誉等传统人格权的属性与界分标准。申言之，就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而言，其“公开状态”标准要根据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程度细化，即涉及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优先公开，涉及商业利益的个人信息限制公开，涉及个人利益的信息适当公开；其“敏感度”标准需根据“场合完整性”理论增加对信息处理的情景和目的之考察来消除分类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就个人信息权与名誉权的界分而言，需要在事实性要件——信息载体的基础之上，判断侵权行为是否使权利人社会评价降低。就个人信息权与姓名权的界分而言，主要是看被侵犯的利益是否全部被姓名权所保护的“同一性”利益所涵盖。
　　文章通过对个人信息权与具体人格权界分的司法认定实践考察，得出造成个人信息权益纠纷司法认定困境的根源在于理论上对个人信息权的权属定性不明确，以及裁判中缺乏可填补立法缺失的认定方法。基于此，文章认为应在理论上明确个人信息权是新兴的一般人格权，在实践中以合法化和合理化认定准则为依托，建构实质取向的同案同判方法与利益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