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危机的日益升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这种社会性也表现得更为突出，人与人之间实际上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权利不再完全是私人的，有些权利的行使已经关系到社会的公共利益，有些权利的行使也已不是一己之力就能实现的，需要国家、社会提供积极的帮助。传统的消极权利观正逐步被积极权利观所取代，传统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也正逐渐模糊、互相渗透。一方面，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已由过去单纯的平等关系向现在“形式上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关系转变，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分；另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利益，既独立于个人利益，也独立于国家利益。面对权利上所出现的这些新情况，传统的公权、私权二元结构日显呆板与僵硬，需要重新对权利结构进行调整，以明确不同权利类型之间的界限与它们各自的功能。 本文即从法律权利发展的路径着手，证明社会权已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成为在法学理论上与公权、私权相并列而存在的又一种新的权利类型。社会权以弱势群体为受益主体，以“义务”为主要实现手段，以“倾斜保护”为作用机制，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致力于解决社会主体之间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问题。环境权也正是这样一种诞生于环境危机时代的社会权。环境权的受益者是社会公众，环境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保障，环境权以“义务”为主要实现手段，环境权以“倾斜保护”为作用机制，环境权以实现“社会公众的环境利益”为目的。 明确环境权的社会权属性，即要求在对环境权进行立法设计时，应突出国家在环境标准相关法律关系中的作用，确保环境权益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应重视程序制度的建立，确保在突出国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过分夸大国家的作用；应加快环保社团的立法进程，保障其权利，明确其义务，促进环保社团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义务，并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做出详细规定。总之，应从国家之责、社会之责与公众之责三方面着手，使环境权能够真正体现其社会权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