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命名为“新时期”的1980年代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前后两个30年的断裂/延续关系的历史性中介。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期类似,“新时期”伴随着若干根本性的关键词、主题、话语、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其中,人性论的转变构成了我们理解“新时期”的文学、政治及其关系的切入点和基本线索。文学和政治的想象和实践都必须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为了历史地、理论地理解“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性论转变,我们必须明确地定位“新时期”的历史内涵——即革命时代的终结和改革时代的开端。既在时间的意义上,也在空间的意义上,农村/农业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都意味着“新时期”改革的两个阶段、两个面向、两条线索,也内含着不同的叙事可能性和人性想象。农村改革小说针对合作化的历史实践和叙事,重返土改模式,区分和征用两种小生产者的历史形象,重述小生产者在前30年被深埋的致富梦想,证成改革的正当性。政治被污名化,市场逐渐成为“自然人性”得以持存的空间。在更为激进的叙述中,革命时期的“自然人”、“政治人”经过阶级斗争下降到裸命的动物层面,凭借劳动的改造和市场的复兴再度上升,生成新的“经济人”形象。尽管“新时期”之初的作家仍然试图维持这一市场和经济人的叙事限度,但历史和逻辑的发展很快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取代,乃至资产阶级新人的诞生。相当反讽地,这正是“新时期”的“启蒙”的结果。工业改革小说处理的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新人问题。在社会主义工业题材中,由于鞍钢宪法的介入,呈现一种上下互动的政治动员格局,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也在这一结构中动态地生成。而改革小说置身于一个逐渐去政治化的管理时代,科学管理的介入,导致上下互动的可能性开始丧失。在管理层,技术官僚取代政治官僚;在基层,工人形象逐渐被去阶级化,被规训为适应新的生产关系的合格劳动力。改革小说试图通过管理者形象重新激发“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能量,仍无法避免因去政治化而导致的结构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