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经历了不断的快速发展之后,经济地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新时期,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十九大贯彻发展新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引领未来科技与产业实现低碳循环发展的主要代表,能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深度融合五大发展理念,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跨组织协同创新以促进创新资源优化整合、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变革、加快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也是目前社会各界研究的重要热点问题。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创新呈现加速融合渗透新趋势,科学研究向纵深拓展与跨界协同创新特征日益显现,从技术层面来说,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产业技术几乎已经广泛渗透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所有领域。但鉴于思想观念存在固化和体制机制的障碍阻挠,不同创新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创新资源过于分散且开放水平较低,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未能有效结合市场需求,现有创新资源未能进行优化整合。因此,有必要从学术角度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样区,以2011-2015年为研究时段,对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进行研究,测度协同创新能力,揭示影响协同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构建协同创新模式,旨在进一步提高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参考。通过采用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方法,进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研究。本文在充分梳理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国内外协同创新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研究。首先,描述性统计分析了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概况,运用灰色关联度测算了产业协同成熟度,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了协同创新能力。其次,基于改进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协同创新能力进行了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检验、HT面板单位根检验、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回归方法等,对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数据平稳性以及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进行了检验。最后以重庆市新材料产业为例,构建了基于产业价值链整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模式,得出如下结论:(1)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产业创新能力较弱。2011-2015年间,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力虽有明显增强、经济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与东部先进发达地区相比,科技基础仍显薄弱,许多产业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2)重庆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协同程度大多处于较成熟阶段。其中,新材料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协同成熟度相对较高,且与生物医药产业互为协同发展成熟度最高(0.7951),与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环保产业的发展关联性也较强,协同发展成熟度分别为0.7546、0.5732,表明新材料产业有效地通过协同效应促进了本身及其他产业之间的共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与新能源产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但与其他产业的协同成熟度还较低,协同关联度最高仅为0.5737;高端装备制造业与其他六个产业的协同成熟度为七个产业中最低,协同度最高的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仅为0.3539。(3)2012-2015年间,重庆市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处于协同状态,但协同创新能力较低(协同创新度均不超过0.07)。从稳定性来看,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合作较不稳定,特别是生物医药与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的协同创新能力波动非常大。从时序上看,研究期间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有所增加,仅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的协同创新能力在2015年骤降至研究期内最低值;但协同创新进程仍显缓慢,绝大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增长较慢,尤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与环保产业增长最慢,仅电子信息产业与新能源产业的协同化进程相对较快。(4)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具有综合性,且存在正负交互影响。其中,企业R&D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非线性且存在U型曲线,表现为自身高水平的R&D投入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低水平的R&D投入具有负向影响;政府支持、市场需求以及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等主体的协同创新合作均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呈现负向影响,对产业协同创新能力的正面促进作用尚未发挥出来。(5)在对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目前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较低和在协同创新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通过梳理产业协同创新模式演变、基本要素与作用机理,总结重庆市现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模式,并以新材料产业为例,具体构建了基于产业价值链整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模式。模式充分考虑了系统化原则、价值优化原则、多维度原则以及市场化原则,并结合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协同创新的各个主体和主要影响因素。起步阶段包括市场需求与创意定制所带来的技术需求、政府支持、产权保护、资金投入等为上游的战略合作与技术研发提供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上游阶段技术研发与设计为中游的产品生产奠定生产基础与技术支持;中游阶段产品品牌的创建与推广、知识产权的维护、技术专利的申请是为新材料产业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价值增值;下游阶段售后服务与市场信息的反馈,是为进一步开展研发提供市场需求,进而形成一个循环的、有机的产业价值链整体。通过对各个环节的产业价值实现增值创造,旨在能进一步提升新材料产业以及整个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能力。通过以上研究,本文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从协同创新发展环境、产业联动机制、协同创新支撑体系、协同创新模式等方面入手,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提升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为促进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