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现象的产生大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现象,它附随于各种社会制度,作为历史现象,它的产生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前行。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天宝道教”、“一贯教”到新时期的“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无一不是通过精神控制的方法,遥控信徒实施危害国家政权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害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为。因此,邪教问题绝不属于宗教信仰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康、国家安全的重要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伴随着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逐渐增多,邪教发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邪教组织犯罪日趋国际化、隐蔽化、作案手段残暴化。然而,公安机关对邪教人员的管控工作仍然延续着传统方式,公安机关依然是管控邪教人员和解决邪教犯罪的唯一主体,在管控模式上存在着管控能力不足、管控质量不高、管控成本过大等现实问题,邪教人员管控的工作方式已远远落后于当前的时代发展,无法适应当前严峻的反邪教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理念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治理理念也为邪教人员管控机制的完善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和解决途径。文章以当前公安机关邪教人员管控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公安机关邪教人员管控所存在的不足及其产生原因,同时引入社会治理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邪教治理理念和方法,探索我国邪教人员管控中组织体制、管理制度等方面创新的可行性,为构建一套科学的邪教人员管控模式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能帮助公安机关在当前新形势下的反邪教工作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