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族词研究，探讨的是语言语音与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物质外壳语音与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在语言产生之初是任意的。而在积累了一定量的语言符号后，语言的这种任意性逐渐退居幕后，人认知上所追求的“理据性”成为语言活动的主流，语言集团开始倾向于用已经获得的语言符号来描述和定义新的事物。音义关联中的这种“理据性”集中体现为新词的创造，即同族词的孳乳。我国学者对于语言音义关系即汉语同族词的探索，在先秦就已经发轫。诸多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果。其中，王力的《同源字典》是汉语同族词研究上的一座里程碑。但是，王力的工作只是为后学构建好了一个框架，汉语同族词的探索与梳理工作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　　鉴于此，我们积极吸取前人经验，对上古汉语“耕”韵部所涉同族词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以期可以为汉语同族词研究添砖加瓦。首先，我们借鉴张博的研究成果，将传统上学者所称的“同源词”改称为“同族词”。这样做的缘由在于，与历史比较语言中所称的“同源词”相区别，保持学术术语的严谨。其次，“音近义通”一直以来是众多学者系联汉语同族词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判断标准，我们进行了论证，认为这样不妥。“音近义通”只能作为系联汉语同族词的线索，却不能作为判断标准，有无同一语源才是判定同族词的根本依据。并且，同族词的系联和判定还需要寻找语言系统之内以及之外的更多的线索和证据。最后，在继王圣美的失败尝试之后，声符作为寻找同族词的语音线索的作用被大部分学者否定和摈弃，学者们纷纷以自己所建汉语上古音体系作为系联同族词的语音线索和依据。　　这样的做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却也有很大的不足。第一，学者所建上古音系统或者以《诗经》等周秦时期诗歌押韵字为主要依据，或者进行折衷。但是，汉语同族词的孳乳并非只是在周秦开始并结束的发展过程。这样的上古音系统所据的时间跨度太小，并不足以反映整个汉语同族词孳乳时的语音情况。第二，作为糅合了谐声系统与《诗经》等作品押韵系统的上古音系统，一方面要照顾上古汉语汉字的谐声情况，一方面又要照顾《诗经》等作品的押韵情况，从而使得两边都有所牺牲、改动。并且，为了系统的内恰，学者所构想的上古音系统不免都带有一些既不能证伪也不能证实的推想。因此，作为系联同族词的语音上的凭据，学者建立的上古音系统反不如汉字谐声系统更能忠实地反映词语在孳乳时的语音情况，更适合作为从语音上寻找和系联同族词的第一线索。第三，考虑到同族词的系联实践，汉语词汇繁多芜杂，仅以构拟的上古音系统作为系联同族词的语音线索，难免会使同族词系联工作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得同族词系联出现偏差。而大多数汉语形声字都具有显示语源的功能，这就为汉语同族词的梳理工作提供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　　当然，汉字谐声系统也会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不能很好地成为追寻与系联同族词的语音依据。第一，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存在错讹，使我们做出错误的系联。第二，虽然形声字数量众多，在汉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仍有很大部分的汉字无法通过谐声系统显现出语音信息来。第三，谐声系统内部也具有时代差异，同一个声符，应用的时代不同，所代表的语音就会有差别。单纯靠声符作为语音方面的标准，可能会把不同时期使用的同一个声符所表示的不同语音当做同音对待。而这个声符在不同时期所代表的语音间的诸多复杂关系（比如由历时演变而来的新音与新音之间的偶合）就被忽略了。因此，虽然《诗经》押韵系统作为同族词系联的语音依凭有局限，但是仍然是同族词系联不可或缺的参考和补充。学者沈兼士重新发掘与肯定了汉字声符在寻找系联汉语同族词的实践中所具有的作用，只是未能以之为炬，完成汉字谐声系统所能顾及的汉语同族词的系联工作。学者殷寄明、张希峰参考了汉字谐声系统，以相类似的方法对同族词进行了系联，但也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故而，我们在沈兼士、王力、殷寄明、张希峰等人所作工作的基础上，以汉字谐声系统为据，以王力所建立的汉语上古音系统为参照，对上古汉语“耕”韵部所涉及的同族词进行发掘与系联，以期对汉语同族词研究有所补益。通过系联，第一，我们发现了诸多前人尚未发掘的汉语同族词，这对前人的工作是一个补充。第二，我们所发掘的这些同族词，再次印证了王力在《同源字典》所总结的汉语同族词系联经验。即在同族词中，语音方面，韵部上，叠韵最为常见，其他较少见;声母上，双声最多，其次是旁纽，其他较少见。意义方面（关于同族词的意义关系，王力未做统计，只是进行了分类），隐喻的应用多于转喻的应用。最后，透过对上古“耕”韵部二十一个声符的系统观察，我们发现各声符的同族词分布界线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错。这说明声符与词的构词理据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