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工业化浪潮下,未来中国“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成为我国无法逃避的现实难题。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打造一支精干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扎实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核心和关键。纵观国内外关于职业农民培育的研究,大多囿于经济管理视角下对宏观问题的原则性归纳性研究,而从教育学视角对微观问题进行细节的开拓性的研究着墨不多。因此,细化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形式、管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首先,以教育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充分挖掘农民、职业化和新型职业农民深层蕴涵:新型职业农民可表示为PA=(A+B+A*B+b)*(αX+εY);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自建国以来关于农民教育的政策和16个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农民教育内容进行了纵向梳理,勾勒了我国农民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扫盲教育、业余教育、计生教育逐渐淡出视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愈加迫切;运用比较归纳法,对美、法、日、韩四国的职业农民教育进行横向剖析:它们存在法律先行、形式多样灵活、顶层设计与政府推动等共同点。其次,利用天津市五区县14个乡镇1032个样本农民进行统计分析,运用SPSS19.0,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参加培训的因素;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教育内容偏好的因素;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影响教育方式、教育时间和教育地点的因子:它们受到农民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鉴于此,应提高受教育主体与教育内容、形式、时间和地点之间的耦合度,提高教育的实效性。第三,从教育机构、政府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农民职业化进程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政策结构。应尊重农民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遵循教育规律;建立资格准入的人力资本归农机制;发挥天津市职业教育优势,构建“政产学研”合作平台,生成京津冀协同多方利益驱动机制;增强教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耦合度;健全培育制度,营造良好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