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宏观层面的制度;以法律、政治、贸易关税制度为代表的中观层面的制度;以企业管理、组织、经营为代表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制度创新是旧制度的调整、革新和新制度的建立,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都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制度创新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作用。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认为,制度是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且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以所有制为核心的宏观层面的制度;以法律、政治、贸易关税制度为代表的中观层面的制度;以企业管理、组织、经营为代表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制度创新是旧制度的调整、革新和新制度的建立,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中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
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是制度创新的主体,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都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制度创新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者相互作用,协调发展。技术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反作用于技术创新。
马克思制度创新思想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意涵:制度创新是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革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实质;制度创新能够指导实践活动,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辩证运动的核心要义;人民群众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人民立场。
总之,无论是宏观层面、中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创新,都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涵,且都具有现实价值。马克思制度创新思想对于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他文献
马克思哲学蕴含丰富的人学思想,相对于旧唯物主义和旧唯心主义人学思想来说马克思人学思想具有革命性。马克思直接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处于各种异化状态中的人。理解“社会关系总和为何是人的现实性本质”是理清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有关思想的关键。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为何是人学思想革命,马克思又是如何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过程中实现了其对传统人学思想批判与超越的?“类”在马克思人学思想早期占有重要地位,“类本质”是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马克思对“类本质”
作为目前社会及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工匠精神受到各行业各阶层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也大力提倡弘扬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绝不是仅仅存在于当代社会,也不是德日的专属,相反,在我国传统社会中,随着手工业的发生,就已孕育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但这种工匠精神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并非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形成的,也绝不是所有工匠都拥有这种工匠精神。
作为古代的重要产业,传统手工业自从农业中分化之后就开始迅速发展,传统工匠也因为掌握了专业技能而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是早期工匠精神形成的原因,因为饥寒交迫中的工匠是
道德神学的概念并不是由康德创造出来的,他只是结合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赋予这个理论以新的意义。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是在对前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康德也不例外,前人的伦理思想对康德道德神学的产生和发展举足轻重。在康德看来,上帝是一个道德性的存在,并能指引人们去恶从善,最终实现道德的终极目标——“至善”。康德清楚地知道,人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不可能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来实现“至善”。于是,他力图构建一个公共的社会,即伦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为了将人们连结起来,共同抵御人性中恶的倾向。此外,康德还提出了敬重
当今世界,诸如合成生物学、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开启了人类生活无限可能性。相比于缓慢扩散的传统技术,在资本逐利动机的推动下,在未经充分评估的情况下,新技术被匆忙投入市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技术的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与消极后果也是世界性的。鉴于对过去发展的技术如核技术、DDT等的痛苦的记忆,今天的人们对于新技术可能造成的后果更加谨慎。人们意识到,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现与便捷的同时,还可能伴生有巨大的风险与损害。对于刚刚出现的新兴技术,人们对它的信息了解不够充分,使其应用具有极大的
在阿里斯托芬的全部传世著作中,《蛙》显得格外突出。首先,《蛙》的主题关乎城邦的教育,其次,剧中的主角不是“人”,而是一位“神”:狄奥尼索斯出于自己对已逝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强烈“渴望”而开启了冥府之旅。旅途中,他偶然地成了两场竞赛的参与者,最后又担任了事关城邦诗学教育之竞赛的裁判。因此,我们要理解这部著作,既要关注教育的主题,又不能忽视神的独特作用。
本论文的大致结构如下:绪论部分概述了本文的题目缘起以及整体问题意识,在第1节中,沿着《蛙》的创作背景及其多重价值,我们得以发现《蛙》对于理解阿里斯
阿基琉斯是《伊利亚特》的主人公,也是《伊利亚特》中最伟大的英雄。学界对他形象的认识通常是片面和固化的,勇武和易怒往往成为阿基琉斯刻板的标签。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的言行,还原出一个完整且不断成长的阿基琉斯。本文主要从阿基琉斯的愤怒、选择和决定三个方面研究他的言行,探究阿基琉斯是如何发展成长,最后成为《伊利亚特》中最伟大的英雄。
本文大致按照《伊利亚特》剧情发展的顺序,但也不拘泥于特定的情节,先后研究了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吵、阿基琉斯拒绝接受使团的劝说、阿基琉斯答应帕特罗克洛斯代
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性在随着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一直在进行自我反思。理性的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文明进步强有力的支撑,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诸多难题,对人类的基本生存造成了重大威胁。阿多诺正是看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发展的历史局限而提出了审美救赎的思想,他从艺术方面的摹拟因素入手对理性进行新的探索,以期展开更好世界的可能。
为了深入探讨摹拟和理性的关系,阿多诺对摹拟和理性进行了细致的区分,理性分为真正的理性和工具理性,摹拟分为真正的摹拟和虚假的摹拟。
近年来科研不端行为的频频发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科研不端行为是世界各国学术界屡禁不绝的重大问题,众多各国学者基于哲学、法律、心理学等视角对其形成机制和抑制措施进行过深入探讨。本课题从经济学的视野着重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实施主体和管理主体进行探讨。根据基本经济学逻辑,科研活动中的理性经济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他们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根据科研不端行为的收益-成本模型来判断是否实施不端行为。其中,预期收益包括直接的物质收益、学历和职称的晋升以及科研地位和影响力;而成本一般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组成的
知识论一直有着理智主义的传统。自笛卡尔以来,知识论者们就默认影响知识确证的是“真理相关(truth-related)”的纯粹认知因素(例如,信念、证据、可靠性等),而不是非认知因素,故而该问题长久以来只在理论理性的论域中被讨论。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在21世纪初,部分哲学家将决定将影响知识确证的因素拓展至实践理性的范畴之内。在现代知识论中,实用侵入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理论:即使持有有关命题的固定的依据,一个人是否知道一个命题也可以随着实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认知主体的实际环境就能
斯宾诺莎是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一生淡泊名利,怀着崇高的理想生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推动人类进步的事业中。他让无数在黑暗中的人看到了理性的光辉,为中世纪点亮了一盏明灯,指引了人类思想前进的步伐。斯宾诺莎的幸福思想正是引领人们走向更好生活的指路牌。他把毕生哲学思考的精华写入《伦理学》中,从论神开始,一步步揭示神—自然—人的关系。斯宾诺莎把整个宇宙世界视为一体,追求真与善的统一,他把这种统一建立在“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的基础上”,人的幸福即基于此。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论述斯宾诺莎的幸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