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冷战结束,双边政治关系由过去形态意识主导转向为经济、政治、军事、历史等因素共同影响。在坚持和平、共赢的原则下,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但是由于历史因素、国际博弈的影响,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并不稳定。随着经济与政治融合的日趋深入,这种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因此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实践意义。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将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活动视为一种交易活动进行分析。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企业需要支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所需费用,获得东道国所承诺的社会环境;东道国支付的是维持其承诺的社会环境状况所需费用,获得的是财政收入、经济发展速度、就业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企业投入资本的专用性较强、东道国投入的“资本”不具备专用性、信息的不对称、合同的不完备性等因素,使得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双方的地位不对等。换而言之,东道国对投资企业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企业直接投资的内在因素。但是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直接投资影响并非直接的,它是通过一系列的传导途径来影响企业的直接投资。这些传导机制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双边政治关系变化通过影响东道国对母国企业的相关政策,从而进一步影响母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双边政治关系变化可能会改变母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政治权利,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双边政治关系变化可能会改变东道国民众的认知,从而进一步影响母国企业的直接投资活动。当然,双边政治关系企业直接投资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直接投资涉及的双方国家属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情况都会削弱双边政治关系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力。政治关系的量化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关键点。国际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指出双边政治关系可以通过对具体事件的观测来得到,双边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价值中立的属性,这使得双边政治关系的观测能够较为精准。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自变量为双边政治关系。根据相关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本文从东道国的制度、经济发展情况、自然资源丰裕度、地理位置、劳动力禀赋的丰裕度等方面选取了控制变量。本文数选取了2003-2014年的160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在模型选取上,本文通过内生性检验,发现因变量与自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消除内生性问题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了IV模型,在工具变量选取上,本文以相关研究论文为参考,将双边政治关系指标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直接投资涉及的、国家属于APEC组织等情况都会削弱双边政治关系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力。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将商业活动纳入外交系统,通过外交活动等保证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活动的权益;加强多边合作机制,能够有效防范双边政治关系带来的风险;企业应当将双边政治关系纳入直接投资的决策中,同时应综合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