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上,王弼第一次明确地区别了“名”与“称”。在其论述中,“名”与“称”的本质区界在于二者言道层面上作用的不同。而造成这种效用上的分化,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二者产生来源上的不同；第二个原因,在于二者各自特性的不同。而后者显然更为根本。“名”以“确定性”为指向,“称”以“随因性”为表达。“名”的确定性是“名之不能当”的根本原因；而“称”的随因性则是“以称言道”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名称之辨”,王弼一方面否定了“名”在言道层面上作用,另一方面则确认了“称”对于言道的重要意义。由此,王弼试图通过“多称言道”的方式回应老子“道不可名”原则所遗留下的言道困境。同时,“名称之辨”的提出,与“名教与自然”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两者可视为王弼思想结构中语言哲学与伦理思想的内在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