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改革开放日渐深入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超大城市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成为超大城市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研究超大城市产业结构在新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呈现出的特征、产业升级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中国有特色的超大城市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进行总结,可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现有产业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为其他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可用性参考,同时,为“十三五”规划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实施提供参考依据,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系统地收集和梳理了产业结构的理论知识和相关文献;在对学术界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和吸收的基础上,对北京、上海和武汉2000-2014年产业结构从三次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了统计描述分析;借鉴干春晖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计算分析2000-2014年北京、上海和武汉的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同时选取2000-2014年北京、上海和武汉的人均GDP、科学进步和政府行为作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最后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从产业结构演进结果看,北京、上海和武汉产业结构均已实现了“三、二、一”的发展模式;北京、上海和武汉工业内部结构重型化特.征明显;北京、上海和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最大,在第三产值总产值中占比均达到50%左右,有力支撑着三个城市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结果看,经济发展、政府行为和科学进步是推动北京、上海和武汉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因此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依然要依靠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政府支持的有机统一。此外,基于政府行为即财政支出和科学进步即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较长的时滞效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和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是连续性的,其会随着财政支出和科技投入的实施进程而发生变化。在财政支出和科技投入的初期,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效果和贡献率较小;在投入到产业结构升级中后的一定阶段,随着财政支出转化为产业结构升级所需和科技投入被产业结构升级所用,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效应和贡献率会增大,最终结果是促进城市产业调整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