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相对主义自20世纪初以来就成为道德哲学家们广泛争论的话题。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研究,他们发现道德多样性和道德分歧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因此他们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规范。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给道德相对主义提供了基础。道德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只存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的道德规范。一个行为的对错的判断要依据其文化中的道德规范,而不能依据其他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也不存在一个客观的道德去判断这些不同的道德规范,没有哪一个道德规范比另一个更好。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也给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直觉,即道德是相对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的。哲学家们依据这个直觉展开了丰富的论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吉尔伯特·哈曼、黄百瑞和大卫·威尔曼。哈曼和黄百瑞是从道德经验中的道德分歧入手,来论证道德相对主义。特别是黄百瑞很深刻地刻画出我们在道德观念上的分歧。他以堕胎这个例子来说明,在堕胎这个问题上,有人支持堕胎,有人反对。除此之外,以美德为中心的道德和以权利为中心的道德,这两种道德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黄百瑞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正当性理由,我们就不应该去干涉其他文化中的道德规范,而应予以宽容。威尔曼将道德相对主义的基础建立在习俗之上,习俗产生的规范性对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和约束力。哈曼、黄百瑞和威尔曼他们论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将道德还原成了习俗。道德相对主义者们的论证很精彩,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似乎也支持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这让道德相对主义理论很具有诱惑力。但道德相对主义理论依然面临着困难。首先,道德分歧真的是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吗?我们发现很多道德分歧其实是事实分歧,可以被调和。即使我们假定道德分歧从根本上无法解决,那么道德相对主义就取消了道德分歧。其次,如果我们将道德还原成习俗,我们的道德系统将不再具有稳定性。除此之外,道德相对主义还面临着道德进步难题、亚群体难题等等理论困难。总之,道德相对主义所面对的理论挑战是极为重大的。道德相对主义要想成为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理论,必须提供更加有效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