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作为建国之后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大部分时间中都以一个文艺官僚的面目出现。他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奉行“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在一场场文艺运动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充当了批判的主角。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较高文艺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文人，他在强调政治对文学的绝对控制时，也时常注意到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在文艺和政治之间左右摇摆，造成了周扬文艺思想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存在，在批判王实味事件中，他对《讲话》的理解就和毛泽东的精神出现细微的差异，只是当时这种差异还不明显。解放后，在批判《武训传》和胡风事件中以及“双百”前后，周扬的态度都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两面性，他往往在运动中宣传一种极左的观点，事后又对这些观点予以一些纠正，给文学和文艺的发展留下一点自由的余地。他的思想的这种内在矛盾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逐渐明显起来。周扬对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就是他政治家和文艺理论家双重身份的冲突表现得最激烈的一次。周扬文艺思想毕生的文艺思想始终带有这种矛盾性和摇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