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阿马尔那泥板书信基础上,本文旨在探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主要从外交实务、外交惯例和文化差异对外交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考察这个时代的外交状况。在阿马尔那时代,大国主导近东政治格局是非常显著的现象。在阿马尔那时代的前期,埃及、米坦尼和巴比伦三国主导近东地区政治格局,后期则是埃及、赫梯、巴比伦和亚述四国主导近东地区政治格局。三国主导政治格局向西国主导的政治格局过渡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的特点。格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赫梯和亚述,正是赫梯和亚述的兴起才使三国主导地区政治格局的时代结束,形成了四国主导政治的格局。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如下三角外交关系:埃及、米坦尼与赫梯三角关系,埃及、巴比伦与亚述三角关系,埃及、亚述与赫梯三角关系。不管在哪个外交区域里,埃及都奉行势力均衡外交战略,维持地区力量的均势,实现埃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赫梯和亚述则是力求外交上获得主动,以交好大国,为国家的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巴比伦和米坦尼则是对宿敌亚述和赫梯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关注,竭力遏制其复兴。在阿马尔那时代,近东大国外交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外交惯例和做法。首先,在外交准则上形成了家庭准则和对等准则,家庭准则将外交的参与者置于一个大家族之内,按照亲属关系模式塑造彼此之间的关系,对等准则将追求国家利益的各国纳入到一个活动框架之内,实现参与者的收益对等。其次,在外交方式上,出现了礼物交换、王室联姻和信息沟通,其中礼物交换从物质的角度实现大国之间的沟通,王室联姻从人的角度实现大国之间的往来,信息沟通则是从信息资源方面进行交往。再次,在大国使节的往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使节的方方面面的惯例。最后,在其他外交惯例方面,如外交关系的确立、中断、重建和确认等方面,以及外交保护和外交礼仪上,这个时候都形成了一些惯例。文化的差异会增加外交成本,会对外交活动的有效开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首先,神圣王权的观念与对等准则之间存在矛盾;其次,中心——边缘观念的浓厚与否直接影响着礼物交换、王室联姻和信息沟通等的渠道是否畅通。在阿马尔那时代,文化上的差异表现最明显的是埃及与西亚国家之间。在西亚地区的各个国家的王权神化的程度比较低,埃及王权神化的程度比较高,而王权神化的程度越高越不容易接受对等准则,因此,在外交活动中,埃及的不适应最为明显,而西亚国家则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在中心——边缘观念的表现方面,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埃及保存得更为完整,因此,当西亚国家早已放弃这种观念并开始实践对等交往观念的时候,埃及仍然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去处理对外关系,这就带来了埃及与其他国家间的一系列矛盾。为了适应西亚地区业已形成的外交惯例,埃及也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了修正,以便与西亚国家顺利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