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经过反复多次修改,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我国当前适用的善意侵权条款,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第59条第1款、《专利法》第77条以及《商标法》第64条第2款,虽然有明确的法律条文,但对于该项制度均是原则性规定。目前,关于善意侵权制度的适用标准并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认定,在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与商标法中,善意侵权的适用主体和合法来源的证明大同小异,而司法实践与立法条文又有所偏差。具体而言,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行为人构成善意侵权的有两种:一是能够证明有合法授权的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二是能够证明有合法来源的复制品的发行者或者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复制品的出租者,但是其中并未提及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如何。在《专利法》中,构成善意侵权的善意者,是能够证明有合法来源的为生产经营目的的善意使用者、许诺销售者或者销售者。在《商标法》中,构成善意侵权的善意者,是能够证明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善意销售者。这两者,对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不知道”和合法来源的认定标准也是笼统的规定,并未做出实质性准确的说明。基于此,应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细化并统一知识产权善意侵权的认定标准:将适用主体认定为非侵权源头的广义销售者;主观“不知道”认定为不可能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在认定标准上应通过合理注意义务以及客观上的合法来源来证明;客观“合法来源”则是指通过合法的销售渠道、具有合理对价的买卖合同等正常商业方式取得产品,且侵权人应当提供以下真实的证明材料:合同相对人、送货单（收货单）、商业发票（收款收据）。如此一来,首先,解决了善意侵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提高了法律的权威性;其次,明确细化了善意侵权制度中具体的认定标准,使相关法律概念更加清晰;最后,统一知识产权领域内善意侵权的适用标准,维护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几部专门法律基本制度的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