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性规范受儒、释、道影响分别形成儒家以性为耻的耻感性文化，以性为罪的罪感性文化及以精为贵的养生性文化。其中占正统和主宰地位的是儒家的工具性文化（性只是生殖、婚姻、扩展宗族势力的工具）。道家的养生的性文化一直处于民间和屈从状态，佛教的以性为罪的文化思想从宋朝以后渗入并影响着礼学和道教，但并未深入民族心理深层。在现代以来的斗争实践中，“人民伦理”出现某种“禁欲主义”倾向。它和儒家以性为耻的工具性的性文化结合，造成了中国的性现状，它带有浓厚的清教色彩，这一点在文革时达到顶峰。在中国的性文化格局中，快乐主义的性文化没有地位。而张资平、叶灵凤的性爱小说在主题上有意无意的接近了快乐主义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一、肉体的快乐，主要描写作为身体权利的的性的缺乏；二、精神的快乐，爱情作为感情生活的最主要形式，寄予着人们满足感性快乐的深切愿望；三、“增殖的快乐”（病态的快乐），心理与肉体的互动，造成快乐的增殖。在反叛与压抑的格局中，人们的性心理格外好奇，生理的快乐也因心理的某种变态与反常而增殖。 在小说的审美艺术方面，张资平、叶灵凤的小说表现出同中国传统美学相悖离的新质。传统文学追求“成教化、助人伦”、“文以载道”的审美倾向。张、叶的小说则表现了人们寻求日常生活的感性快乐的审美风尚，具体表现为：浅显、通俗；悲哀、感伤；艳情；“丑”、“怪”、“奇”。在小说的艺术结构上，与张、叶“快乐主义”的性爱主题相关联的几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书信文体的运用；婚姻与爱情相脱节的情节模式；悲剧性的结尾；以性的吸引作为叙述推进的内在动力；在叙事技巧上，由于采取书信文体，使得张、叶的小说产生了限制性叙事和多视点叙事的叙事方法，叶灵凤还将电影的蒙太奇技术引进小说，并将叙述心理化。张、叶等海派作家重视小说的技巧规律与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与“一种职业化、专业化的近代意识和倾向相联系。” 张、叶的作品遭受诟骂，除自身的某种因素，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在历史的反思中，笔者试图概括传统文学、启蒙文学、革命文学在人性观、价值观、思维方式上同张、叶作品迥然相异之处。传统文化的谬误在于相信存在一种叫做“人性”的东西，并试图通过对“人性”的有效控制来治理国家。于是，以礼教治国成了“人治”中国的最基本的弊端与特点。传统文化在价值观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鄙商、鄙利，个人地位的缺乏。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具有崇古思维、等级思维、绝对化思维等特征。启蒙文化立场的局限从其出发点便能看出倪端：启蒙者认为人性应该是善的，或存在一种统一的人性。这使启蒙者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过分偏重思想文化而忽略甚至敌视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层面的建设。但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对人性的拷问将流于虚幻和可疑。在价值观上，启蒙者肯定个人主义，但其“个人主义”没有对物质利益的倚重。在思维力’式上，启蒙派接受了进化论而且坚持了一种道德上的等级思维；革命文学以阶级论取代人性论，实际上仍然坚持人性善恶二元对立的等级区分，在价值观上坚持集体主义，并把经商谋利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不断修割。在思纷方式上，革命文学把现在置于未来的绝对统治之下，而且存在着绝对化思维和等级思维的特点。后现代文化立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解构了统一的人性，揭示出了人性的表演性和游戏性。在价值观上，后现代注重个体的价值，重视商业与经济的发展。在思雏方式和价值观上，后现代注重此刻的快乐，坚持多元和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